“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拿来主义”的产生

“拿来主义”绝不仅仅是鲁迅先生于《拿来主义》这篇杂文中提出的简单口号 ,而是他在 2 0世纪前三十多年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于三十多篇文章中共同阐述的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学主张。它虽然不是一个十分系统的理论体系 ,但也确实有着丰富的内涵。本文着眼于历史考察这一主张产生的原因及过程。     

“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认识和深化——鲁迅小说艺术发展探索之二

鲁迅的小说,就艺术上说,从《呐喊》到《彷徨》是一个发展。比较这两本小说集,鲁迅两次谈到《彷徨》比《呐喊》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成熟的经验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典型化技巧的角度作过探讨;鲁迅还说过,《彷徨》的小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可见从借鉴外国作家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所周知,对于外国艺术遗产的学习和借鉴,鲁迅发表过著名的“拿来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长期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全部经历和作品都说明着他拿来了什么,吸收了什么和抛弃了什么。作为创作重要部分的小说,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外国小说艺术的借鉴,就是从敢于“拿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到博采众长、“脱离”具体作家的具体影响,到完全“独立”、创造出自己的崭新的艺术形式,这个过程正可以看出是对于“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试图对这一过程作粗略的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鲁迅对“拿来主义者”素质上的规定

本文认为中学语文在以往《拿来主义》一文的教学中忽视了鲁迅对“拿来主义者”素质上的规定，指出其与鲁迅“立人”思想上的深刻联系，阐释了“拿来主义者”“沉着、勇猛、有辩别、不自私”的具体内涵，并且对这篇文章的教学作了有益的探讨。     

拿来主义与比较文学

一在古今中外文化激烈碰撞中,学贯中西,著译丰富的鲁迅,是屹立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巨人。他以其辉煌的文学创作实绩和精湛的文学理论研究,对中国现代比较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文本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在做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日同时,表现出大无畏的拿来主义精神。同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更以鲜明的拿来主义意识和比较文化观念及方法,论述了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派的流     

“返回自然”说刍议

卢梭是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活动家和文学家，由于出身市民和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青年时代就信奉“自然神论”，认为服从于自然法则的都是好的，而人为的都是坏的，于是写了《论科学和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等论文，形成了他的自然人的理论。后来，在感伤主义小说《新爱洛伊丝》、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爱弥儿》和自传《忏悔录》中，他又进一步抒发和完善了他的这种理论，终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返回自然”学说和理论。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评析

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的理论是托洛茨基于1905年在《开端报》上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和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的。他说：“无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实现民主的基本任务,直接为巩固政治而斗争的逻辑,也在一定时间向我们提出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存在着革命的不间断性,”“不断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保全的规律”。他不断发展这个理论。1923年他在《新方针》中总结和评价这一理论时：“至于谈到‘不断革命’论,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我在1904、1905、1906年以及后来对…     

鲁迅批评的“国民性”“弱点”种种

一鲁迅在“五四”启蒙运动中间,集中地批评了“国民性”中的不少“坏根性”(《两地书·八》),这种批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的。他在30年代回亿(《阿Q正传》的创作时,依旧十分肯定写作动机“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他于逝世前不久,“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     

法国诗人让—阿尔蒂尔·兰波

让—阿尔蒂尔·兰波,是在上一代浪漫主义诗风薰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神童娇子,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中的一颗璀璨明星。他的一生是短促的,前后只可以追寻到三十七年的生活足迹;他的文学生涯更是转瞬即逝的,一共只有六年的光景。但是,他那独具慧眼的诗歌理论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实践,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座五光十色的丰碑。他的那封《致保尔·德麦尼的信》,被誉为“通灵者的‘天书’”;他的那首《彩色十四行诗——元音》,被看着是象征派诗歌运动的奠基石,是实践“声、色、味”交感理论的光辉典范;而他的那叶《迷醉的小舟》,曾载着象征派的浪子们遨游于天涯,漂浮于海     

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悟真篇集注》之比较

仇兆鳌既是杜诗名著《杜诗详注》的作者,又是道教名著《悟真篇集注》的作者.本文通过二书诗歌注解之比较,认为仇兆鳌其实是一位在思想上主张“三教统摄,而归宿于某”的学者.在注解杜诗时,他秉持了“三教统摄,而归宿于儒”的指导思想;在注释《悟真篇》时,他秉持了“三教统摄,而归宿于道”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理解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可以理清某些纠缠不清的问题.     

重读吴伯箫的《歌声》

吴伯箫开始写作于一九二五年,奠定他散文地位的,是他三十年代出版的集子《羽书》,而标志他创作风格成熟、代表他创作最高成就的则是他在六十年代写的散文集《北极星》了。《北极星》中,尤其以那组回忆延安生活的散文为最佳。这组散文,有写当时“革命者荟萃的地方”的《延安》,有反映当时延安军民“丰衣”和“足食”的《记一辆纺车》和《菜园小记》,有写“安居”的《窑洞风光》,还有表现当年延安军民精神风貌的《歌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李渔剧作思想成就刍议

李渔是清初著名的曲家。芥子园主人《弁言》说:“海内文人,无不奉为宗匠,鸡林词客,孰不视为指南。”包璿《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叙》甚至说:“天下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湖上笠翁矣。”李渔既然如此为当时文人乃至妇孺所推崇,当然不会只是由于他在戏曲理论方面的建树,而主要是由于他在戏曲创作方面的成就。但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只是专力于他的戏曲理论的研究,而对他的戏曲创作则几乎无人问津,偶尔论及,也只是以庸俗肤浅而嗤之以鼻;“创作是蹩脚的”似乎已成定论。究其原因,主要是过去我们习惯于只是简单地在古     

试论作为艺术手法的"陌生化"在《老人与海》中的运用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面重要旗帜。而“陌生化”作为一种手法具有艺术的普遍性。海明威可能并没有直接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 ,但他的艺术创作不可能避开一般艺术手法的运用。他的《老人与海》巧妙地体现了“陌生化”手法 ,从而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不朽之作。文章试图从该艺术手法在《老人与海》中的运用 ,探讨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     

时代的浩歌——孟称舜剧作思想内容浅析

晚明的优秀戏剧家孟称舜,与同时期的李玉一样,已经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人们称颂他是“辉耀晚明剧坛”的“一颗新星”,赞扬他的《娇红记》是“继《牡丹亭》之后的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爱情悲剧”,肯定他“显示了超越前人的理论见解”。孟称舜以“独行不欺,论世不诬”的文人学士,不顾世俗的訾议,努力地进行戏剧的创作、编选和评点活动,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孟称舜现存的剧作有杂剧《桃花人面》(《桃源三访》)、《花前一笑》、《英雄成败》、(《残唐再创》)、《死里逃生》、《眼儿媚》五种和传奇《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二胥记》、《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三种。     

洪亮吉的人口学思想

洪亮吉(1746——1808年)是我国著名的乾嘉学者,也是清代有名的舆地学家,以“词章考据,著于一时,尤精研舆地”编入《清史稿·儒林列传》里。但他在人口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却很少为人们所注意。生活于“乾隆盛世”、“乾道守文”之际的洪亮吉,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危机的来到,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写下了《治平篇》、《生计篇》等政论,系统而完整地阐发了他的人口学思想,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的概念,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 ,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 ,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 ,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 ,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刘勰论艺术传达与审美形式

在中国美学史上，刘勰最早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审美形式与艺术传达问题。“形式”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是不存在的，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采”，却是非常接近于“形式”这个范畴的涵义。刘勰在《原道》篇对“文”作了本体论的界定。他对于圣贤经典的规慕，也更多地侧重于以美好的文辞来表现情感。在《情采》篇中，把“立文之道”分为“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从视觉美感、听觉美感等方面深化了审美形式理论。刘勰还非常重视艺术传达的作用，在《神思》等篇中予以系统的阐述，而在《物色》等篇中则揭示了有关艺术传达的若干原则     

晚唐五代诗僧齐己的诗学理论探微

本文认为齐己谈论诗歌技法的《风骚旨格》并不能代表齐己诗学理论的成就 ,而代表他诗学成就的理论是在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许多富有创意的理论。齐己在《白莲集》诗歌中主要谈论了“诗兴”、“诗魔”、“骚雅”、“诗境”、“趣味”、“风格”、“知音”等方面的诗学理论     

领导权理论与后现代思潮

英国著名教授E·拉克劳以其拓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闻名,并成为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其代表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Hegemony”一词,曾有“文化霸权”等译法;但本文译者认为,在拉克劳的著作中,他主要是在“国家、革命、阶级和革命的领导者”等意义上来谈论这一范畴的,所以在这里把“hegemony”译为“领导权”)一书中,拉克劳把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等当代“时髦”理论相结合的尝试引人注目,但也备受争议。为此,他在另一本著作《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系统地回答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其领导权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包括革命的主体、阶级的构成、阶级斗争、对立和认同等等。此外,领导权理论还涉及其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内在逻辑联系,如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后分析哲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其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等。针对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拉克劳一一进行了认真的回答和阐述。英国《新左派评论》编委会的部分成员罗宾(Robin Blackburn)、彼德(Peter Dews)和安娜(Anna-Marie Smith)于1988年5月策划专访拉克劳。以下访谈是从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