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照着讲”对“宋学”的当代发展——基于诠释论视阈的考察

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所谓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态度。就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同质性言,都关涉到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现代诠释这一根本问题;而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在冯友兰这里主要表现为哲学史的整理与哲学理论体系创作即不同研究任务上的差别。从哲学诠释论的视阈看,冯友兰的照着讲并非只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简单整理与使之系统化,在积极继承中国传统注经汉学、宋学的基础上,其创造性地引入近代西方的逻辑分析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等现代诠释理论,提升和发展了汉学,尤其是宋学的诠释意蕴。     

"重新讲"与"接着讲"的哲学——逻辑分析法与《论道》、《新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没有逻辑内容的,也不是运用逻辑分析法来论证的.中国现代时期分析哲学尤其是逻辑的传入,进入了中国哲学,促成了中国哲学的革命,这在<论道>和<新理学>里得到鲜明的体现.冯友兰说其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而不是照着讲,主要是指接着用逻辑讲,接着讲逻辑;金岳霖的<论道>是用逻辑重新讲的哲学.     

"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自己讲"、"讲自己"是张立文先生基于自己多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心得而系统提出和阐释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其理论内涵包括:"讲"中国哲学的"核心话题","讲"中国哲学家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讲中国哲学自身;其具体落实是"和合学"哲学体系的创构."自己讲"、"讲自己"度越了中国哲学"照着讲"和"接着讲"范式,实现了当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如何解读冯友兰的"接着讲"

“接着讲”是在时代变革中实现的 ,又是在自身发展中完成的。“接着讲”赋予中国哲学以现代精神 ,又要继承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接着讲”的最大启示是“天地境界说”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     

"接着讲"——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接着讲”是冯友兰对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创立新理学的经验总结 ,也是他对前期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升华 ;它既是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也是一种哲学创新的方法。冯友兰所倡导的“接着讲”的态度和精神、原则和方法 ,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充分显示出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冯友兰“接着讲”儒家教化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现代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取代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这一变革对传统儒家社会伦理提出新的挑战,即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儒家伦理如何可能。冯友兰在接着讲的意义上阐发了儒家教化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性,积极阐发了传统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实现与发展。认识冯友兰对儒家伦理如何可能问题的思考,对促进研究冯友兰教育思想获得了更为扩展的意义与视野,而这亦是我们应自觉意识和积极展开的。     

第三届中国国际易道论坛综述

《易经》被称为"六经之首"、"三玄之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道即哲学,易道即易学哲学。从孔子以來的中国先哲,都认为《易经》是讲"阴阳"哲学的,是一部讲运动变化的"变"经,蕴含着高深的哲理、无穷的智慧。《易经》哲学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作用,19世级西方传教士将《易经》翻译成西方文字,传播到西方世界,     

从新理学、新心学到新人学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有声称“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的,如冯友兰先生,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有隐然“接着陆王心学往下讲”的,如贺麟先生,创立了被称为“新心学”的哲学学说。他们的哲学创造,都通过对中国哲学中特定学脉的自觉选择和继承,而坚持了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他们又在自己的哲学中融摄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因素,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乃是程朱理学与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奇特结合,贺麟先生的新心学则是陆王心学与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精巧融汇。与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不同,我要讲的是“新人学”。中国…     

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中国哲学近现代发展的根本内容,它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相结合,这既使得西方哲学思想成为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理论资源,使中国现代哲学家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框架,又使得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其现代价值;第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这使得中国近现代哲学转型深受时代文化大变革的影响,赋予了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以现实性的特征。因此,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既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其过程、动力和表现形式又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思想渊源及其现代性境遇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具有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双重维度.在对西方古典哲学延承与超越中,马克思将人的生产与交往契入实践哲学的范畴之中,并以之为基础创立唯物史观.根据实践哲学的思想旨趣和理论品格,有必要在“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融合中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境遇.     

金岳霖的《知识论》

金岳霖在《知识论》一书中,按照西方哲学的学术框架,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有思想深度的知识论体系;自觉地把逻辑分析方法严格而系统地运用于哲学研究,特别注重思想的清晰性和论证性;在融会中西的基础上,不仅“照着”西方哲学家“讲”,而且大胆地“接着”西方哲学家“讲”,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见解。因此,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融中西古今哲学为一体,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种尝试。新理学以其广博的内容、严密的逻辑、庞大的体系独然卓立于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显赫于一时。新理学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的程朱理学和西方的新实在论,这是无庸置疑的。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联系吗?学者们对此的回答就不大一样了。 在四十年代,冯先生本人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多次讲,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是程朱理学的重光。新理学主张彻底的实在论,运用了西方最新的逻辑分析法。冯先生并没有讲过,自己的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何瓜葛。 那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新理学是一个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保守的唯心论体系,因而对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在这种情绪下,当然也就不会去注意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联系。     

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

结合形势的发展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提出加强高校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思考.对这一重要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一是从增强政治意识,提高组织部门干部的政治素质,解决选什么干部、用什么人的问题;二是增强政治素质、责任意识,解决干部的结构配置问题;.三是要增强政治原则意识,解决干部的管理问题.用哲学的观点提出干部"德"和"才"的辩证关系和干部管理的"四个统一",提出干部结构的配置观点.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包括主体性原则)为主导.中西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之不同带来了两者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其中有的特征又有共同之点.中国传统哲学因重天人合一,不分主客,故较少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认识论,不重自然科学而侧重于讲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人生哲学和人伦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而又把封建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天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天理”压人欲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简单归结为缺乏科学与缺乏民主两者.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因重主客二分,故注意发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和人对统治者的主体性,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的明确建立和发展,这也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两大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转型的综合创新路径——以张岱年哲学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视阈下,张岱年先生把哲学史诠释和哲学创新相结合,主张以"析古"态度分疏中国传统哲学的浅层思想与深层奥义。他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最早建立了比较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他发扬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价值和人生等优长,反拨西方现代哲学本体论、人生论、价值论的某些偏向。张岱年的哲学实践,对当代中国哲学继续坚持中、西、马思想资源的多样性、面对现实凝练问题意识的创造性、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原则的系统性相结合有着重要启迪。     

从“照着讲”到“接着讲”——论冯友兰讲儒学的新思路

冯友兰突破"照着讲"的经学话语方式,采取"接着讲"的哲学话语方式,把两种讲法结合起来讲新儒学。"接着讲"的接点,不再是道统中某个历史人物,而是由理、气、道体、大全构成的逻辑观念系统。讲的内容以做人为主题,彰显儒学的普遍性价值,评述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人生境界,在现代语境中重申儒家群体至上、希圣希贤的价值取向,解决现代人价值迷失的问题,重新明确人生的意义及其归宿。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知识论概观

将儒家的知识论解读为一种道德知识论,并且鉴于儒家哲学的主流地位,进而将传统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界定为一种道德的知识论,尤其是"‘力行’的知识论",应当说是可以成立的。与此不同,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导向是求"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真知识。中西知识论之所以有"知道如何"与"知道如是"的形态上的区别,以及目的论取向上的差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从根本上说,文化中的这几个要素——语言文字、数学与逻辑、哲学与思维方式,尤其影响着中国古代知识论的形成。进入现代,不论是张东荪还是金岳霖,他们的知识论的出发点与所借助的思想资源都是属于西方的,尽管不排除其中也暗含着一些中国哲学的东西。他们的思考以及所产生的论著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论的一种趋向,这就是对西方知识论的吸收、对话和融合。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及其言说努力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导源于以西方的逻辑范畴来衡量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流行做法,由此所得之"中国哲学",名虽在而"神"已失。在今天的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国哲学得以"发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古代的话语须具有可传达性、可公度性。吴光明"身体思维"的确立以及故事式表达的推出,使中国哲学原话语的可传达性、可理解性成为可能,对于形成中国哲学自身独特的现代话语系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三重约束”

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一个直接原因在于,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缺乏兴趣,而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他们对中国哲学(之价值)的无知。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我们的做法是:"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但我们让中国哲学对全部问题有最终发言权。"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除了要接受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即应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既为西方哲学家所不熟悉,而又不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还需要接受第三重约束,即他们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