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到“去美学化”——关于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后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当代中国美学经历了从"去实践化"到"去本质化"再到"去美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实践美学乃至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后实践美学的脱胎换骨最为成功。而在后实践美学之后,美学则面临着从"美学"到"后美学"的根本转换,"美学的重建"与"非美学的思想"是当代中国美学所面临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杜甫思想之“去儒化”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杜甫的思想"奉儒守素"、"忠君恋阙"、"仁民爱物",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然而,由于时代思潮的影响、家庭影响、人生经历和命运变化以及他特殊的人生行藏,杜甫思想错综复杂,并非儒家思想所能涵盖,儒道佛三家思想在杜甫身上并存,因此"去儒化"思想也时不时在其身上通过种种不同方式得以展现。     

语法化与主观化：“起来”和“起去”不对称分布

本文在语料考察基础上,以认知语言学的主观性和主观化为理论工具对“起来”与“起去”的不对称分布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起去”的消隐现象与“起来”的概念包容性相关;“起来”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不断增强的主观化过程,而“起去”没有获得主观性表达功能因而走向消隐。     

农村儿童受教育权保障状况研究——基于“去商品化”与“去分层化”的双维视角

接受义务教育已逐步从一种特权福利发展为公民权利,这一权利需要社会福利体系予以保障。从社会福利指标"去商品化"和"去分层化"两个维度对教育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可以发现,农村儿童受教育权"去商品化"程度虽有提高但还未达到理想状态、"去分层化"趋势不显著。主要表现为:目前农村儿童享受教育权的资格限制条件依然存在,享受权范围未完全覆盖所有农村儿童,二元教育分层并未消除,城乡教育资源均等化程度较低,以地方政府为主的统筹层次较低。将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权纳入国家福利体系,底线公平不失为一种政策操作的标准,同时需要政府、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各方力量进行资源的整合。     

“中国梦”研究不应“去政治化”

"中国梦"就其历史性生成、理论内涵与逻辑布展而言,都深刻折射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逐梦"过程中的主导性与非替代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路径支撑"和共产主义的目标规划,都集中彰显了"中国梦"内具的政治意蕴。而研究过程中的"去政治化"倾向,其本身就蕴含着特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主张,是"普世价值"的理论翻版。并且,这一研究倾向将会导致系列消极影响,诸如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因此,树立在正确政治立场指引下对"中国梦"的科学研究范式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其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与现实价值。     

城镇去“浮萍化”与新型生活方式构建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不在于城镇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张,而在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关键在于两个市民化:一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市民化;二是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实现就地市民化。概言之就是实现流动人口的合理固着化,去除"浮萍化"的无序流动,重点在于流动人口生活方式的转变。     

试论“非常X”的去范畴化及其修辞动因

“非常X”最典型的用法是用于包含时间性的抽象名词。“非常X”也存在着去范畴化现象，具体表现为，由时间性的抽象名词到不具时间性的抽象名词．由抽象事物名词到具体事物名词，由表事名词到表人名词，由名词到动词。“非常X”的去范畴化的修辞动因主要有隐喻和转喻两种。     

近期陈水扁“台独”动向及台湾朝野的反应

《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给陈水扁及其民进党划下了红线。胡连会、胡宋会、胡郁会所形成的冲击波更是直冲民进党的后院。向台湾农民送出水果零关税登陆、向台湾旅游业送去开放大陆旅客赴台旅游、向台湾工商界送去客货运包机、比照大陆学生收费标准收取台湾学生学杂费、准备向所有台湾人送去熊猫等一连串大礼，     

“濡化”与“涵化”:中国教育学内涵更新的机制探寻

借用濡化和涵化这一对文化学概念,分析了中国教育学的内涵更新机制:中国教育学系统内的传承与更新的主要方式是在遗传中变异,与他学科、别国教育学之间的播化与互动则主要是有选择地滋养。然而,我们需要超越这种纵横二分模式,探索学科传承与播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走出一条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独特道路。     

刍议明中叶南赣畲民的去“蛮”化“新”——以王阳明治“南赣之乱”为中心

畲族乃南迁武陵蛮与闽粤赣交界处的土著及部分逃入溪峒的汉人经过长期融合,于南宋末年形成的单一民族。历史上,闽粤赣边区是畲族先民早期的聚居区,元时畲民开始陆续北迁,闽浙赣三省交界地渐成为畲族先民新的聚居地。究其主要居地变化,畲人抗元失败,闽西畲民大批北迁是一原因,而南赣畲族先民"销声匿迹"则与明中叶王阳明的军事剿抚、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密切相关。正是上述"举措",南赣畲民得以去蛮化,由早期的"梗化"、"顽民"渐渐向化一新,族性潜隐,直至民族识别。然而,以往对明中叶南赣之乱的研究学人多从客家视角进行解读,缺乏一个从輋(畲)民主位视角的观瞻。     

陈水扁“废统”用心何在

陈水扁自2000年上台六年来，年年都有谋求“台独”或“去中国化”，以“切香肠”方式“谋独”动作不断，一开始还有些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后来便越来越明目张胆。2000年11月台“外交部”密令各驻外“大使馆”、办事处，停止使用“国徽”，以梅花代替；2001年12月，台“新闻局”公布新的局徽，取代原先具有的中国版图的旧局徽；2002年2月，为驻外机构“正名”，不用“中华民国”字眼，改名为台湾代表处；2003年9月，护照上加注“台湾”。     

新闻学须走出“去新闻化”误区

进入21世纪,新闻学必须审视自己的学科地位和影响。一些新闻定义丢弃“事实”与“报道”的传统品牌,转而突出什么“信息”与“传播”;新闻学在汲取兄弟学科营养时,付出了“吃牛肉变成牛”的沉重代价。这种做法导致新闻学偏离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新闻学要发展,首先要冲出“去新闻化”的误区。     

台湾当局加速推动“教育台独”步伐

教育领域的“台湾化”活动，是伴随“台独”势力鼓吹推动“台湾独立建国”，力图从文化教育领域“去中国化”而产生和发展的。2000年3月，陈水扁上台执政后全面推行“去中国化”政策，把教育作为“渐进式台独”的主要内容，叫嚣要改变“台湾教育政策为培养中国的国民而设”的情况，要让教育“真正走上台湾化的目标”。     

论哲学语境中的“化”

"化"在中、西方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变易、生成、转换、会通、贯彻、创造等。在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都涉及一个"化"的问题。"大化"是宇宙论,道化("自化")是形上学,"化境"是审美学,"化"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论(存在论)也可相互发明。"化"论对于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自化与化他",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走向世界,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在“规范”与“描述”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

“规范”与“描述”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作为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建构具有基本的规范性,需要对其进行合理限度的规范的“定义”、“解释”和“论证”.在规范的限度之外,正是具体生动的描述的“定位”得以合理存在的生长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需要保持“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形成相互补充、渗透和制约的态势,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得以充分彰显.     

闽南话的“去”字句

闽南话的“去”字有两种。一种足动詞,一种足语气詞,前者的功能是作谓语和补语——补语表示趋向、变化和结果,后者的功能是居于句末,分别表示意外遭受、确实或以致等语气。本文分析了“去”字的这些用法,并简述了它们与普通话“去”字用法的同异。     

正确认识“两次飞跃”，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总结党的90年奋斗史和坚持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历史经验看,我们党要自觉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就应当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积极慎重地认识和处理其中几个基本关系：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的完整性的统一、坚持社会实践的基础性与科学理论的导向性的统一、坚持理论创新的时代性与原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的统一、坚持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同我国国情的特殊性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     

试论当代女性诗歌的“去性别化”写作——以杜涯、翟永明、冯晏的创作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女诗人中出现一种"去性别化"的写作倾向,女性写作不再是"脆弱""敏感""柔弱"等固化标签的代言词。在当代女诗人中,杜涯、翟永明、冯晏的创作比较独特。杜涯的诗歌从写作初期到现在一直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这种"无性别化"写作使她在谈论"女性写作"这个主题时鲜被提及。翟永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逐渐淡化自己早年提出的"黑夜意识",转向一种更加广阔、更加注重技术性的写作,这种"去性别化"写作方式,却因其"女性作者"的身份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冯晏近些年的大部分作品中看不出其女性身份,她将其女性体验极为节制地融入创作中,将其"女性意识"藏在诗歌语言之后,使其语言散发出来一种独特的气息。当代女诗人的这种"去性别化"写作,因其不再依附于情感的宣泄或身体的反应,而体现出艺术特有的思辨性和共振性,从而走向一个更广阔的艺术天地。     

“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论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闻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之路还是走无产阶级革命之路的讨论。论战在理论上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