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全球城市产业转型推动城市空间重构,城市经济服务化推动中心城区重新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张.目前我国国际化城市产业结构正处于优化升级之中.在地区性首位城市如上海、北京与广州等城市,服务业在城市产业结构中正在逐步取得主导地位,成为城市主导产业,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重新布局.国际化城市郊区化进程正在加快,城市建成区不断从中心向外围扩张,近郊成为人口密度增加最高的区域.中心城区成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聚集地,在中心城区居住密度下降的同时,其产业密度却在上升,中心城区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进一步密集化.     

产业集聚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我国区域产业集聚是以民营资本、外资资本和政府主导下的园区为主要动力,在循环累积、市场导向、规模报酬递增、知识溢出四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集聚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加快了经济中心区域的形成,促使产业向某些特定区域集中,通过配置生产要素、建设经济中心、提高产业竞争力、推进产业转移、增强知识信息溢出效应等途径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今后促进区域进一步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调整产业集聚的区域分布;加快区域产业集聚以促进中西部经济中心的形成与提升。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研究

在对京津冀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测算的基础上,以探索性空间分析技术深度刻画雾霾污染的时空演变特征,通过构建空间、时间双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对产业集聚能力、效益、规模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分析表明：1.京津冀基本形成了北京、天津为双核心的“中心—外围”空间辐射的分布格局;2.京津冀雾霾污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3.产业集聚能力与效应能够显著降低雾霾污染,而产业集聚规模则会加剧雾霾污染。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农产品加工业对现代农业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行业集中率和区位商指数,分别从地理空间、市场空间和地区竞争力视角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状况进行系统性分析;进而从资源禀赋、交通便利性、政府行为、市场环境以及农业现代化五个方面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深入探讨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在2007-2017年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在各省的空间分布整体有均衡化发展趋势,但各细分行业呈差异化发展态势;2.中部农产品加工业的地区竞争力不断提升,以东部地区为中心并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新发展格局业已形成;3.资源禀赋、经济开放度、政府行为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空间集聚具有重要作用.     

广州市星级饭店空间布局分析

星级饭店是旅游供给的主要要素之一,在城市旅游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广州城市中,在对外交通的主导方式、商业网点分布、土地利用、历史因素、主要吸引物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广州星级饭店分布格局总体上呈集聚分布、区际差异显著;不同规模、档次星级饭店形成不同分布格局;由城市中心逐步向近郊扩散。     

行政等级偏向、集聚结构转变与城市规模分布

如何通过优化城市规模分布来促进空间结构优化、提升空间配置效率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城市群"中心-外围"框架下,考察城市群集聚结构转变对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规模差异的影响以及不同城市群中这一效应的差异性,理论分析发现:城市群集聚结构演变缩小了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人口规模差异,但不同城市群中这一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使用2003-2014年中国城市群面板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其隐含的政策含义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空间集聚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城市规模分布的主要原因,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结构是促进城市规模合理分布的重要途径,越是包含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城市群,这一效果越是显著。在优化城市规模分布过程中,应避免户籍政策导向与投资、公共资源布局政策导向的背离。     

空间金融格局对区域经济影响关系研究:来自我国沿海地区的案例

2001-2010年间,我国以北京、上海、广深为中心的区域金融格局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以北京为中心的北部沿海地区呈现“中心占比下降,外围占比上升”的趋势;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呈现“中心占比上升,外围占比下降”的趋势;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南部沿海地区则基本保持稳定的区域金融格局.通过对三大地区进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脉冲响应函数(IRF)检验,发现三大地区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存在显著的自我强化作用,即存在“金融集聚——本地经济增长——促进金融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但是,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并未对“外围”地区经济增长形成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地区性金融中心比全国性金融中心更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民国时期上海周边市镇的城市化演进

20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的市镇在大都市中心的吸引与辐射下,发生了明显的结构重组和功能演替。先是在上海近郊乡村兴起一批新市镇,暂时分担了城市的疏散功能,但很快就融入了中心城区。其次是近郊地区的一批老市镇也在短暂承担了疏散功能之后,相继出现人口密集和环境污染,并很快融入中心城区。该时期自然形成的卫星城角色不能持久延续,体现了工业城市"单中心摊大饼"式蔓延对周边地区的环境改造和强烈影响。     

趋同还是趋异？——一个关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的新视角

本文认为受到产业空间分布模式变化的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在长期内会经历以下四个阶段性变化：（1）在市场一体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两地区没有贸易往来,各地生产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也不存在经济发展差距。（2）当市场一体化向中等水平推进时,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形成了产业分布的“中心一外围”格局。中心区演变为制造业基地,收入水平不断上升,而外围地区逐渐成为农业和初级产品基地,区域收入差距扩大。（3）当市场一体化水平向更高水平推进时,受拥挤成本上升的影响,原中心区产业将向外扩散,而外围地区通过承接产业扩散,收入水平上升,区域发展差距缩小。（4）如果实现了完全的市场一体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将取决于地区间不可移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和行业的技术外部性大小,而由于劳动力可以充分自由流动,区域收入差距也不复存在。上述阶段性变化特征体现了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区域经济发展“先趋异、后趋同”的倒U型假说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旅游城市休闲旅游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桂林市为例

文章对桂林市全域性休闲旅游空间进行分类后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探讨其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桂林市总体及各类型休闲旅游空间均呈显著集聚特征,其中购物服务型的集聚程度最高,风景名胜型的集聚程度最低;(2)桂林市休闲旅游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呈现出中心城区显著集聚,周边县区“大分散、小集聚”的格局,不同类别休闲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存在显著差异;(3)平均房价水平、常住人口密度、路网密度、高等级旅游资源密度和低等级旅游资源密度是影响休闲旅游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各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影响因素不同。基于研究结果,从四个方面提出桂林市休闲旅游发展路径,包括优化休闲旅游空间、完善交通网络体系、推动旅游产品升级、拓展品质消费空间,助力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     

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绩效看FDI的技术外溢

造成我国FDI技术溢出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是人力资本存量不足、金融压制以及地方政府在吸引FDI方面的恶性竞争等.为此,我国应适时对"以市场换技术"战略进行微调,通过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引入民营资本,扶持我国企业走出去,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用市场竞争迫使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有效的技术转移.     

基于竞争分析框架的FDI溢出效应与挤出效应探究——对我国31个省市区39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选取2008年我国31个省市区39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分析框架,分析发现:外资企业对我国内资企业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但并不是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市场共同度、资源相似性越高,则溢出效应就越低,挤出效应越大,且溢出效应可能小于挤出效应。因此,我国企业还需要加强技术创新,以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要摒弃模仿式战略,走差异化道路;也要合理地引导FD I的地域行业分布,以形成外资与内资企业适度竞争、相互学习的良性环境。     

外来投资对我国企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佛山、东莞、深圳不同引资模式的比较为例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外商投资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就某一特定区域,外来投资对当地内资企业的发展有何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却呈现较大的差异。研究表明,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适度的内外资比例,内资企业特别是内资企业中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地方,外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外商投资企业高度集中,并主导当地经济发展的地区,外资企业将对当地内资企业的发展形成挤压,从而限制当地内资企业的发展。     

State investments in high-technology job growth

Since the early 1970's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launched an arr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s designed to promote high-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question our analysis addresses is whether these programs promote long-term high-technology employment growth net of state 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advantages. Proponents talk about an infrastructure strategy that promotes investment in public research and specialized infrastructure to attract and grow new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specific locations, and a more decentralize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that reinforces local agglomeration capacities by investing in new enterprises and product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networks and partnerships. Our results support the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suggesting that state governments can accelerate hig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by adopting market-supportive programs that complement private sector initiatives. In addition to positive direct benefits of technology deployment/transfer programs and SBIR programs, entrepreneurial programs affect change in high-technology employment in concert with existing locational and agglomeration advantages. Rural (i.e. low population density) states tend to benefit b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s. Infrastructure strategy programs also facilitate high technology job growth in places where local advantages already exis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rit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are correct that high technology growth is organic and endogenous, yet state governments are able to “pick winners and losers” in ways that grow their local economy.     

市场换技术的意图、可行性及其局限

市场换技术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利用本国的市场潜力和政策优惠吸引国外投资,以便带动本国企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可见,通过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并借助其溢出效应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发展,是市场换技术策略的主要意图。这一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跨国公司是否愿意转移先进技术以及本国企业对转移技术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市场换技术策略,虽然引进了大量外资,也转移了较多的技术和管理,但没有换回核心技术,在一些行业还出现技术依赖,关键原因是缺乏自身的学习和创新,为此需要从企业的创新机制、扩大溢出效应及政策支持等方面采取措施。     

产业集聚理论对我国乡镇企业集聚化发展的应用分析

产业集聚的本质是外部经济，这一外部经济的主要来源有劳动市场的共享、专业性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产业集聚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扩散；形成创业空间集聚的正反馈效应。我国乡镇企业空间上的分散配置，存在着私人供给的公共产品溢出效应损失，服务产品需求的市场外效应损失，信息、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损失。改变这一状况的途径是实行乡镇企业集聚化发展，具体的措施包括集聚区的构造和主导产业的选择。     

FDI提高供水企业的绩效了吗?

公用事业部门之一的供水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始于引进FDI。21世纪以来,供水部门市场化改革加速,与此同时,外资参股甚至控制我国地方供水企业引起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通过对中国大中型城市的200多家大中型供水企业近十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引入FDI的企业,供水企业的财务指标得到明显改善,即销售额和销售利润率明显提高,管理成本和政府补贴占销售额的份额明显下降。但是引入FDI并不能改善供水企业的运营绩效,和其他私人资本参与类似,外资参与未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自来水的漏损率和改善管网建设。     

挤出还是溢出:FDI出口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规模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FDI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主要结论包括:FDI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影响是双向的,同时存在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基于竞争渠道所产生的出口溢出总体为负,基于信息渠道和示范渠道所产生的出口溢出效应总体为正;不同外向性程度的FDI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有明显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东西部之间发展差距的影响

作者认为,FDI扩大了我国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因此,国家应当对进入西部外商包括东部FDI企业给予优惠政策,提高西部FDI吸收能力,以抑制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福建省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数十年来,福建省利用FDI呈现出稳健增长的态势,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省内各地区利用FDI的情况则极不平衡。通过对影响福建省FDI区位选择的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开放因素、人口因素,从而提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制定合理的引资策略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