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

北京与上海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差异性。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或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远离政治,或者因为对政治的恐惧而放逐政治,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体现出自由主义文化心态的趋同性。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

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初期京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论争的引发者，更重要的是他在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他从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标举文学的独立性，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家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和屈从，真正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这是沈从文的真正用心所在，也是其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     

论“海派方型周报”市民化的话语方式

本文是以24种＂海派方型周报＂为研究对象（仅在吉林大学图书馆存有原件）,揭示其具有市民化言说方式的特点,并分析其通过边缘化的时政新闻、奇趣化的社会新闻、个人化的时评、游戏化的文学作品来实现这一话语方式。     

以拒绝“都市”的姿态走向都市——沈从文的“都市”语义及其“京派”身份再省

沈从文历来被视作一个"乡土中国"的指符,然一个悖论式现象是,沈"进城"与"返乡"的姿态同样坚定:他在心理上留恋乡土,却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在现实中急欲进入的都市,却成为小说中蔑弃的对照物。如此解读其"都市"语义,可见一种站在"知识阶级"门槛上的边缘自觉,形塑了其特定的观察视角与思维方式;而其与"都市"互为"他者"的"湘西",则是在一个置身其中的社会人文秩序的压抑下被激活的理想世界,本身即是"现代—都市"的产物。究其作品内蕴,则又见:在疏离政治、逸越道德、面向俗世、重视人欲,甚至标新立异方面,上海乃至"后上海"时期的沈从文,与所谓"海派"具有一种精神内质上的共通处。而在不同都市社会生态的转换中,沈从文自身完成了从一个远眺知识中心的"乡下人"到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迁移,其身后,则铺衍了一条京海合流的生命轨迹。     

男性中心话语的边缘性解构──有关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几点思考

本文总结了近年文坛女性作家“私人化写作”的表现和特点,分析了“女性私人化写作”出现的文化和社会根源,并指出了其内在缺陷。     

论京派文学的时代性与超越性

京派文学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的价值实现却要受到时代的规约。京派作家坚守文学独立的精神,致力于人性探索和美的创造,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他们与风起云涌的时代隔了一层,作品格局不大,风格偏于优美,少了点阳刚之气。左翼阵营批评它,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冷落乃至压制它,是它在"非常态社会"的一种必然命运。京派文学在1980年代被视为纯文学的典范而重享荣耀,体现了那时反"左"的时代潮流。受此影响,它的符合新时代潮流的内质被充分地放大,而它在历史语境中本来作为其特色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缺陷反被掩盖了。新世纪,京派文学遭遇了世俗化潮流的挑战,它的超越性一面正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因为人心毕竟都是相通的,但在世俗化的时代守望文学的理想又是寂寞的。这意味着,京派文学所体现的标准在和平年代里也不是普遍有效的,它只能受到特定人群的青睐。     

文化合力与理性超越——浅论萧乾小说创作与京海文化

萧乾的小说创作受到了京海文化的共同影响。本文阐述了萧乾与京派、沈从文和巴金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重在阐明萧乾对这两种文化的吸收、融合与再创。     

文化合力与理性超越——浅论萧乾小说创作与京海文化

萧乾的小说创作受到了京海文化的共同影响.本文阐述了萧乾与京派、沈从文和巴金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重在阐明萧乾对这两种文化的吸收、融合与再创.     

“何徐创作问题”风波与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在1933-1934年的京海派论争中,论争一方关键当事人沈从文近四十天的缺席使“论争”实际上成为有论无争.但直接导致沈从文不再讨论京派、海派问题并最终导致京海派论争不了了之的,是此时突然爆出的“何徐创作问题”风波.受此一风波的影响,有关京派、海派的论争与言说,实际成了一场界线模糊的乱战.从胡适、鲁迅等对这场风波的反应来看,“何徐创作问题”风波突显出了京派海派、左派右派问题的复杂性和混沌性,直接导致了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京派的“童心”与道家的“复归于婴儿”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同人集中探讨了童心理论并创作了大量的童心小说。溯其渊源,当滥觞于道家的复归于婴儿这一哲学理想。它们在人法自然与返璞归真两个层面上取得了美学汇归,共同表达了对自在自由自然的人类本真生命的渴望。     

论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派的文化身份

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上海现代派热衷于现代都市生活,执著地追求先锋艺术.他们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表现出锐意创新的先锋文化身份.因为上海文化的商业性与娱乐性,其文化身份总体上呈现出都市性、先锋性和商业性特征.     

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学与现实主义理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历史感召力并非建立在理论的元话语意义上，而是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在渴望和必然需求。对于三十年代左翼理论界而言，“现实主义”从来就是理论上的预设。左翼文学的几次理论调整，从新写实主义到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再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都未能解决作为现实主义理论核心的真实性与主体性问题，从而使现实主义偏离求真之路，成为延伸至当代的文化遗传。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从《现代》看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新型身份的建构

处在20世纪30年代杂志和广告共同繁荣时期的<现代>杂志,以自己独特的办刊方式赢得较高的销量和众多的商品广告.<现代>杂志的广告通过消费的提倡,暗示一种获得新型身份的路径,其中传统审美意识的广告图案,既流露都市化工业化给人带来的现代焦灼,又再现了传统审美意识的牢固.这些广告作为杂志文本之一,构成了<现代>现代性想像的复杂多义,并为日后考量<现代>以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设置了重重迷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入帮”原因分析

在很多论者眼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大量工人加入到以青洪帮为代表的帮会中。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离不开当时政治态势的变化。二十年代国共双方都在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这使其不得不将与工人关系紧密的帮会纳入到政治谋划中,帮会由此完成了某种质变。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尤其是国民党在组织、政策、实际操作中的种种,使政治力量以及现代工会组织都难以向工人提供必要的保障,而帮会则迅速填补了这样的空白,这也加速了工人入帮的进程。     

透视30年代上海“大众文化”

1930年代的上海曾出现过短暂的"大众文化"的繁荣,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审美的转变,社会呈现出了浓厚的商业气息、浓郁的文化色彩.当时的上海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在社会发展环境、大众传媒、市场经济体制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而和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相比较,在文化结构、文化受众、文化形态上又有着许多不同.上海的市民文化只能说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前奏.     

论刑法中的共犯与身份

现行刑法总则部分并没有专门规定身份,理论界对身份的理解也没有达成共识,而身份与共犯交织,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文章首先在论述共犯与身份基本内涵基础上,探讨身份犯的本质。在处理共犯与身份的定罪问题上应坚持法益侵害说;在处理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应采用实行行为说并以法益衡量原则为补充;在有身份者帮助和教唆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时,必须重视我国将身份作为特殊主体构成要件的实际情况,应对有身份者按间接正犯处理,对无身份者作无罪处理,重点打击有身份之人。     

论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写作

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女性写作投身社会运动的时代 ,女性意识的变异使得女作家遮蔽或忽略自身独特的体认而竭力达到一种不分性别的认识高度。导致这种主体意识变化的原因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 ,也有创作主体自身的因素。诸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社会意识、政治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新支点 ,为女性意识注入新的质素 ,从而使文学创作风貌产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是群体性的 ,即整个女性写作都表现出一种对男性趋向的认同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意象诗学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引入了西方意象派理论并对意象内涵作了较为准确的理解,徐迟、邵洵美论述了意象派反浪漫主义的诗学史意义,并论及了客观性意义;朱光潜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象内涵、意象形态、意象功能作了独特的研究,并创新性地研究了中国古代诗歌意象演变史。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现代派的意象诗的创作,对整个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西方诗学中国化、古代诗学现代化,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试论京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京剧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而发展起来的,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存在着深层的一致性。京剧表演艺术家总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对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新时期,京剧与传统文化都面临挑战,需要变革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