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诗经》“有…其…”式——与华学诚同志商榷

杨合鸣题为《略论〈诗经〉‘有…其…’式》一文曾载《中国语文》82年第1期上。为叙述方便,姑且将这种句式写作“有A其B”式。本文的主要论点是:1.凡属“有A其B”式,其“A”当为形容词,其“B”当为名词,似无例外;2.“有A其B”式即等于“AA其B”和“其BAA”式。这三种句式有一共同特点,即句中之“A”和“AA”均为形容词,“B”均为名词,似亦无例外;3.“有A其B”式中的“其”为指示代词,它相当于现代汉语“它的”之意,用作“B”的定语;4.“有A其B”、“AA其B”式中的“有A”、“AA”为倒置谓语。以上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诗经》“载…载…”式初步考察

《诗经》中“载……载……”式,共二十二例(除去相同者)。在《诗经》一书中出现频率如此之高的句式并不多见,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这种句式姑且称之为“载A载B”式。这种句式,就内部结构而言,“A”、“B”词性相同,均为动词或形容词;词义也是相互联系的。“载A”、“载B”为并列关系,一般可以逆置而语义不变。尽管如此,“载A载B”式亦可根据语法关系分为三种类型: 甲类:近义式。这种类型“A”和“B”词义相近,浑言则同,析言有别,合起来表示同一动作持续不断或强调这一动作行为不同方面的特点。     

胡适《诗经》研究再评价——与夏传才先生商榷

２０世纪后半叶，学术研究史开始兴起，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出版于１９８２年，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部《诗经》研究史著作，在《诗经》研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仅就夏著中对胡适的某些评价与夏先生商榷，以期对胡适的《诗经》研究进行重新评价，并对胡适在这一方面的学术地位作出新的定位。     

评《论“写本质”》——与周迪荪同志商榷

不久前,读了周迪荪同志的《论"写本质"》一文(载《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四期),使我想到恩格斯《给保尔·爱因斯特的信》中的一句话:"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周迪荪同志的文章,为了论证"在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里,'写本质'的要求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而涉及到了一些历史事实.论者"回顾历史",引经据典,这当然也很必要.但回顾历史,应该尊重史实原貌,讲究实事求是;引经据典,必须正确理解原意,注意科学精神.否则,颠倒了论证过程的原则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即把原则     

也谈“彼其”“此其”——兼与王凡同志商榷

王凡《读〈古汉语虚词〉》(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在评述杨伯峻先生《古汉语虚词》关于“彼其”的解释时,提出了如下看法:“‘彼其、此其、是其、夫其’这类现象,实为古汉语中的同类近义词连用现象(即同属一个词类、意义相近的两个或几个词的连用),这种连用现象,成为古汉语复音虚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个看法实出于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该书上册“其”字条认为“彼其”(或作“彼己”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诗经》“交韵”论

阐述《诗经》“交韵”的定义、类型及其辨认原则，论述先秦的用韵观及《诗经》的用韵和章句特点是“交韵”产生的内外条件。最后指出后世诗歌亦有“交韵”用例，时至今日，还当予以继承、借鉴。     

关于《论董仲舒思想》——与周輔成同志商榷

周辅顾同志所著《论董仲舒思想》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一版)把董仲舒的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批判,内容丰富,论点也基本正确。例如他指出仲舒思想是儒家思想,“他想建立一道统,使他成为地主阶级政权的永久大法。”①又认为仲舒思想是代表“白衣”地主阶层利益,“反对特权贵族”,而且在这方面表现了较多的积极意义。周同志并同时指出,仲舒思想,“就其对后世言,其反人民一面,实是主要的。”这些基本论点我都同意。我认为周同志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好书,值得我们一读。不过,在这本书中有一些论点,我却不大同意,现在提出来向周同志和其他同志请教:     

《文心雕龙》之“道”辩——与马宏山同志商榷

凡是读过刘勰《文心雕龙》的人都知道,“原道——征圣——宗经”是这部古典文艺理论名著的总纲。而“道”,是我国古代哲学家的通用语,儒、道、佛各家都曾经用过它。那么《文心雕龙》之“道”,究竟属于哪一家的思想体系呢?弄清这个问题,对正确理解《文心雕龙》的哲学基础是有帮助的。因此我们很感兴趣地阅读了马宏山同志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7期发表的《〈文心雕龙〉之“道”辨》。     

再论哥伦布的评价问题——与严中平同志再商榷

严中平同志在《世界历史》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哥伦布其人答朱寰同志》一文,对于我在同年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提出反批评.笔者本着开展学术自由讨论的真诚愿望,仅就哥伦布的评价问题再谈几点意见,就教于严中平同志及史学界的同志们.一拙文曾经举出一些确凿事实,说明哥伦布出身于一个中世纪行会手工业者家庭,属于下层市民阶级.我认为中世纪下层市民是不应该看作"正在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的,没有资本主义关系是不会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严中平同志答复我的文章第一段里集中讨论了哥伦布家庭出身的阶级属性问题.归纳严文的意见,主要有两个论点:(一)在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封建行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常常     

再论古代文学中的形象思维问题——与章培恒同志商榷

《文汇报》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章培恒的长文《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这篇文章论及我国形象思维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形象思维与典型化的关系等问题。我们读了以后,感到有些不同的意见需要提出来与章培恒商榷,与大家一起讨论。     

也论《逍遥游》的积极意义——与傅正谷同志商榷

我们在一九八六年第三期《锦州师院学报》上,读到了傅正谷同志的《<逍遥游>积极意义举要》一文。对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我们有些不同想法,觉得有必要提出来和傅正谷同志讨论。傅正谷同志有感于学术界对《逍遥游》思想倾向的全盘否定,因而决心重新探讨《逍遥游》的积极意义,这一主观意图无疑是受到欢迎的。学术研究正是要不迷信权     

再论古代文学中的形象思维问题——与章培恒同志商榷

《文汇报》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章培恒的长文《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这篇文章论及我国形象思维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形象思维与典型化的关系等问题。我们读了以后,感到有些不同的意见需要提出来与章培恒商榷,与大家一起讨论。     

“狂人”形象及其创作方法问题——也论《狂人日记》并与高捷同志商榷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反封建战士还是真的狂人?已经争论多年,两种说法都言之成理,但都不够完满。这篇杰出小说的创作方法,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也有人说是浪漫主义,但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三年前,陈涌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说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用的是象征的艺术方     

《诗经》中“维”字再考察

<诗经>中的"维"字除几处作动词外, 均作助词, 包括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这种助词用法与"维"字在句中的分布有关."维"字居句首, 结构上表提引, 语气上表限定; 居句中, 结构上表确认, 语气上表强调.同时,"维"字在表限定或强调语气时, 如具有排他性含义, 则形成了仅独语气.     

论“充分的现实主义”本质——与杨柄同志商榷

杨柄同志自一九八一年以来有四、五篇文章都把恩格斯给哈克奈斯信中提出的“充分的现实主义”“看作革命的现实主义”。自杨柄同志这个观点提出之后,近二、三年来又有二十几篇文章都持这个观点,不知是以误传误还是各自的独立观点。但我认为都是一种误解,特提出来就教于杨柄同志和其他同行。     

《诗经》中的“于归”和“有行”

《诗经》中,“于归”和“有行”的意思都是“女子出嫁”。但是二者的使用对象和时间却截然不同,决不混用。“于归”一词见于《诗经》的《周南·桃夭》,《周南·汉广》、“召南·鹊巢》、《邶风·燕燕》、《豳风·东山》五首。《桃夭》篇中凡三用:     

论《水浒》的主题思想——兼与王俊年等同志商榷

主题思想是作品的灵魂,分析、评价作品,首先要弄清作品的主题思想。评价《水浒》这样的古典文学名著,要不要从认识作品固有的主题思想开始呢?有人认为一讲固有的主题思想,就会贬低这部名著的思想意义,似乎就不是历史唯物论的分析了。其实,只有弄清作品总的倾向,作品原来要表现的主题思想,才有可能对作品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才有可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这份文学遗产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不顾及全篇,不考虑作品的主题思想,只抓住某个方面,抓住片言只语,下这样或那样的判断,那就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即是说得再高,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也谈“连动式”和“兼语式”——和张静同志商榷

张静同志在《“连动式”和“兼语式”应该取消》一文中指出,这两种句式的“‘职权’越来越大,它们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成了‘万能式’,简直要包罗万象”,“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这话说得虽然有些夸张,但这指责还是有根据的。的确,在有些语法学     

关于《诗经》的编者——与许廷桂先生商榷

文章就许廷桂《〈诗经〉编者新说》一文提出商榷意见。许说《诗经》系“宣王肇始,平王编成”缺乏依据。《诗经》中为数不少的作品,分明产生在平王之后,孔子补编亦难自圆其说;“季札观乐”对史料有拣择、虚拟,不能据此认定襄公二十九年就有《诗》的定本而否定孔子删《诗》。许说《诗》乐是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也与史实不合。我国古代音乐发达很早,并非长期与诗、舞纠结而存在,《诗》被采合乐只是其中部分篇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