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

文献学历来有“古典”与“现代”之分。专家群体的划疆而治和学科归属的游移不定 ,不利于文献学学科的健全和发展。本文分析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相异和相通之处 ,论证了两者交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对构建“大文献学”体系提出初步设想     

蔡邕儒家思想研究

蔡邕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是他身上相当浓郁的忠孝观念。蔡邕将“忠”与“孝”共同视为士人品格的核心和最高表现,并把“忠”置于“孝”之上。蔡邕的政治态度表现得相当复杂,他对民生的关注、时政的抨击,都颇近于党人,但他似乎更愿意如王畅、郭泰那样,通过自身道德学问的张扬,在全身远祸之际,来刺激和作用于当世。     

蔡邕经学成就简论

作为经历了顺、桓、灵、献四朝的文化大家,蔡邕无疑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但蔡邕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家。由于汉末政治、思想上的巨大变化,蔡邕对汉人颇为看重的章句之学涉足甚少,而是将其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对汉代及前代礼制的厘定与规范上,表现出深沉而强烈的政治期待。     

试析蔡邕的道德论

历代对蔡邕的才性特征尤其是道德的评价褒贬不一,这种模棱昭示蔡邕的行为对道德的体现包含向两种方向解释的可能。本文试图揭示蔡邕时才性问题中政治人物的道德素质的真实看法。     

《文心雕龙》论蔡邕

蔡邕是东汉后期的文坛巨匠。他对于骈俪化的追求和探索,对六朝时的骈文创作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同时,蔡邕的文章,尤其是碑文,无论是对于儒家经典及其精神的体认,还是使事用典,都表现出学者之文富有深厚的经史传统的特质。这对于魏晋以来文坛上流行的一些浅薄庸俗的文风有针砭的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见于此两端而对蔡邕的创作、艺术风格及其文学史意义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尤其是专门将碑文作为独立的文体加以探讨,有力凸显了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蔡邕碑文文学研究

碑文在东汉十分兴盛,其中蔡邕的碑文文学成就最高。蔡邕碑文叙颂结合,以歌颂形容为主,并巧妙地引用经书和典故,言简意赅。蔡邕开碑文中进行议论的先河,同时,蔡邕碑文风格多样,不乏诙谐幽默。     

蔡邕金商门之祸源探究

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46岁时遭遇一场“金商门之祸”。本文对此祸的缘由，作了自己的探求。     

红学文献学

真正的红学 ,起源于文献的发现。今后红学的前景如何 ,取决于学术界对已然存在的和可能发掘的一切文献的深入研究。“红学文献学”的提出 ,对红学乃至其他人文科学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龚自珍是嘉道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其社会改革与批判精神为后世学者所津津乐道。事实上,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他认为,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必须要有广阔的视野,除经史文献资料外,还应从彝器、刻石、碑铭、古印、古镜、瓦文等实物中搜集资料,甚至认为诗文中也含有历史记载;龚自珍的小学功底深厚,尤为强调以字说经,这是其解读历史文献的重要方法;他还指出,历史文献的编纂宜繁不宜简,历史编纂工作者应努力做到善入与善出;其在目录学方面也有独到见解。     

典雅：蔡邕辞赋的美学品格

汉代经学昌盛,汉赋在经学的渗透和影响下,赋家用典亦渐成风尚。蔡邕为东汉经史大家,其辞赋作品大量隶事用典,又多骈词偶句,展现出既典雅骈俪又渊懿灵光的独特风格。他是汉末崭新赋风的有力拓展者和代表赋家。     

蔡邕书法美学思想的理论价值

蔡邕的书法美学思想,不仅是丰富的深刻的,而且是系统的。如果说他的“书者,散也”的思想,是最早揭示了书法艺术的抒情表现特质和艺术创造主体的心态问题,那么,对书法艺术结构造型“势”及艺术“线条”、“力”的审美表现价值的发现,则使书法艺术超越了“以类象形”再现模拟的思想局限,而走上了概括、抽象、自由创造的道路,这在书法美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山、奠基的理论意义。     

论《说文解字》对我国文字学史之贡献

《说文解字》由于构建了依据字形偏旁编排汉字的体例,开启了文字学史上部首查字的先河,因而为古今学人使用工具书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在推求汉字属性,了解字、词义等方面有较高的训诂价值。     

论蔡和森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贡献

论述了蔡和森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所作的独特的伟大贡献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法国开展建党活动,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深入研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蔡邕“金商门之祸”本事以及汉末士林风气探析

东汉名士蔡邕于汉灵帝光和元年因上封事而入狱,后流徙朔方,这场“金商门之祸”是蔡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他既定的生活轨道和人生历程,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命运走向,是研究蔡邕生平、思想乃至汉末政治、社会的一个重点,然而历来众说纷纭。对史料系统分析的结果表明,“金商门之祸”不仅仅是蔡邕与权宦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暴露出了士大夫群体内部的矛盾,然而,其真正根源则在于蔡邕家族与泰山党魁羊陟等人的密切关系。     

论巴赫金语文学思想及其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巴赫金认为语言-言语是在言语的相互作用之中实现的,它既非独白的表述,亦非抽象的语言形式。理解和表述也并非重复或复制别人的思想,而是通过对话对自我主体世界的一种构建。他的独特的语文学思想对于我们改革与确立语文教学的内容和活动方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国营造学社的文献学贡献

历史文献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中国营造学社在向新学术体系嬗变过程中仍具有浓厚的传统学术特点。学社成立的直接动因之一是为解读与营造相关的典籍,研究工作是从收集整理文献开始的,深入研究则是建立在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双重证据法”之上,依然是为了解读《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典籍,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体系。梳理中国营造学社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是建筑史学研究的内容,也提供方法论借鉴。     

论“吴蔡体”

吴激、蔡松年二人的词作,在具体内涵、情感趋向、写作技法、词风等方面有同有异,而异又远远大于同。“吴蔡体”之称的合理性在于,在金代初期那种近乎荒漠化的文化背景中,二人的词作代表了词这种文学体裁在当时的最高成就,反映了一种文学样式的形态,成为一种标志、一种典范,而且与此后“国朝文派”的创作在格调上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体”的意义。但二人的词作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异大于同,故“吴蔡体”之称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经不起推敲。至少,吴、蔡不是一个整体,二人的作品不是同一风格,似乎也难说是同一类型。     

论蔡邕碑颂中《周易》典故的运用

作为东汉后期的重要经师,蔡邕与当时的《易》学传人存在着密切关联,为东汉末年《易》学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蔡邕碑颂中运用了大量的《周易》典故,并且能够根据碑主及表现事象的不同有所甄别。蔡邕碑颂中所用的《周易》典故,继承了《易》经的忧患意识和变通观念;同时又反映出经学昌盛期尊师重教的风尚。蔡邕在碑颂中所用为《费氏易》,与当时的经学走势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