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探析

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农村社会内部矛盾经过长期积淀而成,具有群体性、利益性、维权性、积累性、突发性、组织性、非理性和过渡性等特点.群体性事件一方面影响农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努力探索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与应急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小事件演化成大危机"是目前我国很多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化的共同特征,这一现象在表明群体性事件具有特定的发展演化机理的同时,也反映了政府部门在应对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在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可揭示出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特征,并构建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群体性事件应急能力和提升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水平提供依据和借鉴。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呈现出突发性、暴烈性、难以控制、难以协商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有关。“谈判者缺席”问题直接反映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状态,而其深层社会结构根源在于转型期“社会中间组织的缺失”,这导致社会缺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载体,国家与民众之间缺失缓冲地带。当矛盾出现时,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冲突以突发的、对抗的、难以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培育社会中间组织是应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社会治理方式。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从“维稳”到“维权”

基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当前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通常采取维稳模式,结果常常陷入危机应对的窘境中。在转型期间的中国,唯有树立维护权利才能维持稳定的理念,认真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权利诉求、界定权利的边界并建立满足其诉求的稳定机制,达成维稳到维权的观念转变,才能真正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促使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互联网的正常生态。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防治策略

依据场域理论和过程阶段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引发主体、初始场域和演变路径层面与"现实群体性事件"不同,在主体角色功能和作用方式上又区别于网络集群、网络围观和网络舆论等其他网络现象。从逻辑学上来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权益受损者或社会规范的维护者有意或无意引发的群体负面情绪触点效应中单一矛盾向多重矛盾丛转化的过程。网络集体维权、网络监督、网络公关构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外延。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应该从加快转变治理理念,持续完善社会政策,不断提升制度绩效,时刻掌握舆论动态入手,以期实现遏制事件类型和规模增量,减少其负面效应的存量目标。     

隐性维权与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及困境——来自湘中M村移民款事件的政治人类学考察

本文通过对湘中M村移民款事件的考察认为:农民维护群体性利益实践过程中,显性维权只是农民维权行动的一个类型,维权实践中更多的是隐性维权;农民之所以采取隐蔽的抵抗而不转向显性维权行动或群体性行动,不只是"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亦受农民日常生活理性与村庄生存规则等制约;对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及其困境的真实而深度理解与阐释,不仅需要对农民的显性维权行动进行考察,也需对隐性或萌芽状态下的维权行动进行考量。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道德困境与出路——以药家鑫案为例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也在不断增加。这其中网民相较于现实社会形成了新的伦理关系。同时,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情绪和要求也反映出当代中国新的道德需求。本文以药家鑫案件为例,来分析网络群体的特征以及这一事件反映的当代中国公民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新追求,并为当今道德困境提供解决出路。     

法治语境下群体性纠纷及其解决

群体性纠纷是在社会变革、体制转型、利益冲突、观念碰撞的大背景下,产生并积聚起来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群体性纠纷基本上是维权运动的过激造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群体性纠纷解决是否恰当,直接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法治语境下的群体性纠纷的解决,应注意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弱势群体维权方式的选择和转变规律研究

政策失衡与政策平衡分别是弱势群体维权行为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弱势群体的维权方式可以分为和平的沟通协商式的维权方式、临界状态的逼迫式的维权方式和对抗性的维权方式,三种方式可以相互转化。政策补偿的效果决定了弱势群体对维权方式的选择。弱势群体选择临界状态的逼迫式维权方式,是决定维权方式走向的分水岭,此时,地方政府必须迅速制定有效的政策补偿方案,尽快实现政策平衡,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维权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成本。     

论突发性群体行为的心理原因及其疏导——由“池州事件”引发的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各种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特定群体行为,尽管其具体性质不同,但具有普遍存在性,影响社会的稳定。“池州事件”作为群体性事件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在“池州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谣言使事态逐步升级。为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可从心理层面和信息层面加以控制。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看美国媒体如何报道群体性事件

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向来是新闻报道中较为敏感的领域,既要真实反映客观事件的进程,又要避免刺激舆论。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大增,性质愈发复杂,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方式也更加必要和急迫。而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改进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方式,不仅可以更好地引导国内舆论,还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     

感知的不公平如何影响群体事件参与——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研究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研究个体参与群体事件的影响因素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个体是否遭遇不公对待的经历来表征感知到的不公平,结合个体身边发生的抗议或反抗性群体性事件,从经验上估计了感知的不公平对参与群体事件的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曾遭遇不公对待的个体,更有可能参加群体性事件。即便考虑不同参与程度,并控制一系列潜在影响因素,上述结果也稳健可靠。还发现,个体的户籍、与群体事件的利害关系、对他人体制外维权的态度、群体事件针对的是否是国家,都会显著影响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概率,并且遭遇不公对待的经历对个体参与群体事件概率的影响程度因人而异,对社会中层、下层、低学历、农村户籍等人口群体影响更大。上述结果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从日常对抗到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基于一起城郊农民维权事件的系统性考察

通过对一起发生在L村被拆迁户维权事件的描述和解释,研究城市化进程中被拆迁户维权行动的发生机制。首先对被拆迁户、日常对抗和群体性集体行动等概念作出界定,然后从过程角度解释并分析被拆迁户作为被动城市化群体是如何将一种心照不宣的、利用非正式网络展开的日常对抗上升到具有多数人参与的集体行动。最后跳出个案并提出旨在解释包括被拆迁户在内的城郊农民维权的双极维权机制。     

基于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

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是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这也已经成为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群体性事件呈现井喷式发展,使得网络言论力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使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化.如何有效监测基于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对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网络舆情的功能及其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指出监测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必要性,并构建基于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的监测机制.     

网络情势下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及应对思路

近年来,网络在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甚至成为群体性事件发生和利用的重要媒介,这也使得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并对我们党和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创新网络条件下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应对是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群体性事件的法学考察

维护秩序是法律的使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是对秩序的一种损害,标志着社会运行的某一局部出现了问题。这一前设决定了群体性事件必然是法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法律无疑是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认真看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在公法学视野中,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是一项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但又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和突破121。在公法学视野下寻求善治之策主要包括：科学权力观是消解群体性事件的思想基础,公共决策民主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制度保障,信息公开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之策,创新基层经常性社会管理是防范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机制,社会预警机制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必建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有效举措,培育和谐法治文化是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基础工程。此外,成功解决群体性事件痼疾还涉及多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问题。     

选择性攻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干预的方法论探析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在本质上组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参与者可以区分为核心人群和边缘人群,他们通过一定的内在机制组成了虚拟网络、通讯网络和面对面人际网络,以之为平台组织和发动群体性事件,这三种网络表现出复杂网络的特征。为了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干预,需要通过网络测量建立这三种网络的聚类特征,找出群体性事件得以发起和展开的核心人物的关系链,以选择性攻击方法阻断这种关系链,最终实现引导、控制和瓦解群体性事件的目标。     

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法社会学视阈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解决机制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社会的过渡性、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发生在风险社会中的一种集群行为。风险社会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集群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当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特点,从而确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原则和解决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研究之瓶颈分析

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向不明确,呈现自发性、散乱性、碎片化特征,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多而杂;群体性事件研究条块分割严重、理论研究成果相对分离,研究平台的缺失造成研究合力不足,研究学科混乱;群体性事件研究体系不全,缺乏中式理论范式,研究方法简单,研究成果大而浅,欠缺实践指导意义。群体性事件研究对象的多重身份,使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向多样,且无可避免;群体性事件的阶段性转移,使转换应变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式趋难;群体性事件的复杂性增强,使选择群体性事件研究着力点更难。明确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基本原则,形成理论共识;构建群体性事件研究中式理论范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体性事件理论研究话语体系;明晰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