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式现代化之“式”

不同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式”，可以说是某种逻辑的“式”。事物之“式”使此事物不同于他事物，具有某类事物质的规定性，即事物的某种典型性。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长期、曲折和迅速的发展，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中渐趋成熟的具有某种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在这样的发展点上，普遍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向特殊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转型。中国式现代化之“式”，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就其基本涵义而言，大致有六个层面应该加以思考和讨论：（1）中国现代化的形态即形式之“式”；（2）中国现代化的活动即方式之“式”；（3）中国现代化的样态即模式之“式”；（4）中国现代化的结构即构式之“式”；（5）中国现代化的程序即程式之“式”；（6）中国现代化的规则即法式之“式”。贯穿所有这些层面的“式”之中的，是作为主体即人的目的、价值和取向。由此就形成了纵横贯通于其中的历史和逻辑的关系，需要各门科学，包括哲学的研究来揭示和把握，从而有助于引导中国式现代化主体人的认识和实践。     

跨省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来自长三角的经验证据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的背景下,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是通过更大范围的跨省域一体化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目前鲜有文献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共同富裕分解为益贫式增长率和地区收入差距两个维度,通过百度搜索大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一种一体化水平的全新度量方式。在计算长三角41座城市2011—2020年跨省域一体化水平的基础上,分析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长三角跨省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益贫式增长率,降低地区收入差距；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于农村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的拉动来实现的,对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作用则相对较弱,跨省域一体化中的“扩散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在起着主导作用。在采用了更换自变量、更换因变量、工具变量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基于主要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是扩大跨区一体化的范围,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二是引导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发展,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鼓励要素向区域内欠发达地区迁移,助推区域一体化的扩散效应。     

坚持创新驱动促进河西新城转型跨越发展

河西新城经过近10年的开发建设．全面拉开了城市新中心的雏形和框架，为实施“一城i区”、“一疏散三集中”城市发展战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化新南京看河西”的目标已初步实现。“十二五”期间．河西新城区将按照“优化提升中部、提速建成南部、综合整治北部、规划建设西部”的总体思路，全力推进青奥村、金融城、海峡城、会展城、生态示范城，以及CBD商务轴、文体轴、青奥轴、河西大街商业轴、滨江景观轴的重点项目。经过三至五年建设，把河西新城建设成现代化新南京的标志区和核心区．并发展为长三角乃至整个泛长三角经济区域承东启西的重要窗El。目前．迎接青奥盛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思考

福建地处台湾海峡西岸,北接“长三角”、南接“珠三角”,特殊的区位和竞合态势,是福建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新战略的重要背景。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福建主要优势有对台优势、港口优势和生态环境较好的优势。福建未来发展,不仅要积极参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更要通过闽台合作,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在竞争中发展自己。近中期内,福建应主要在开放型经济、港口经济、壮大中心城市、培育产业集群和建设生态省等5个方面努力奋斗,抢抓机遇,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建好海峡西岸经济区,为实现祖国统一,最终建成“环海峡经济圈”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区域行动与治理策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推动现代化的模式分析

区域性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实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长三角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采用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模式,先后经历了“民间组织局部合作”“政府主导多元协同”和“嵌入性一体化发展”三个阶段。如今,迈向了“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治理模式也从协同治理转向了元治理。经过30多年的发展,长三角职业教育高质量一体化成效明显,但行政管理的“漏斗式竞合关系”、经济发展的“诸侯式分布格局”,以及社会网络的“捆绑式合约链接”制约了长三角职业教育的协同治理,也延缓了高质量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因此,长三角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要建构实体性嵌入的制度框架、重构统一性尺度的标准体系、打造多样化类型的办学格局、创新校企“双元”的协同育人机制、优化重点性支撑的政策保障。     

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检验——基于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的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资本流动和市场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为此，本文采用了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基本非线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且2010年以来资本流动性呈现增强态势。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对投资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左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起到暂时的抑制作用；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右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的抑制作用减弱。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均值位于门槛值右侧，长三角区域应采取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机会等措施，提高资本流动性；温州、滁州、安庆等市的储蓄率均值处于门槛值的左侧，这些城市要进一步适当提高储蓄水平，满足更多投资需求，增强资本流动性。长三角城市群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关系。这些结论对促进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和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长江中游武汉经济区地域界定的研究

武汉自古就是华中地区的核心城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商业中心。武汉在南北分界线上，在东部发达地区的中心：以武汉为圆心，1千公里为直径的圆域内包括18个省4个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200公里的带宽环域内，几乎囊括了所有核心城市；武汉则是这一人口、经济地理的中心；长江中游武汉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所指地域是：以武汉为中心，320公里为半径的圆域来反映大市场吸纳与扩散的辐射功能，长江中游武汉经济区的范围是北到河南驻马店，南到湖南株洲，东到安徽合肥、江西景德镇，西到湖北恩施，包括35个城市，约30万平方公里面积，人口约15，000万。     

泛长三角“3＋2”框架下江西经济发展前瞻

首先分析泛长三角“3＋2”发展模式为江西经济发展提供的契机,如江西的交通区位优势、政策扶持优势、各种可利用资源数量众多等时接长三角经济区的有利条件、路径选择。接着规划江西融入长三角经济圈三步走的战略进程。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政府主导,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合作区;（2）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升级,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与长三角的经济互补性;（3）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助江西尽快融入长三角;（4）重点打造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与城市群,加快“后花园”建设,把江西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后方”与中部崛起的“前沿”。     

从产业趋同到产业集群：对长三角制造业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

“产业趋同-产业协同-产业集群”是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分析长三角地区相似的禀赋结构所形成的产业趋同现状，制造业内部结构相似但也存在具有专业化比较优势的细分产业，产业趋同现状下的产业协同是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基础；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基于动态要素禀赋优势在长三角地区进行跨地区产业协同的“新型综合雁阵”；利用27个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产业集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高级化与同构化存在“倒U形”结构；在要素禀赋约束下，过度的制造业高级化会抑制经济增长，而同构化以及带来的产业协同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增长；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同构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该效应受制于信息化水平。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现状、问题与困境——基于居民主观感受视角

党的二十大发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号召,并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市作为现代化过程和形态的重要引擎,承载着9亿多城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构建人民满意的高质量发展城市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域,研究人民群众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观感受既是新发展阶段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题中要义。在科学把握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基础上,通过落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回答了“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时代课题。首先,从城市发展条件和结果等2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含城市发展先天条件、后天努力和发展结果等3个一级指标,城市先天禀赋、营商环境、政府治理能力、人居环境、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空间发展、社会发展以及协同发展等9个二级指标,历史文化底蕴、市场环境、民生环境等34个三级指标在内的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并依此设计了居民主观感受调查问卷。之后,在对全国200多座城市的居民主观感受展开大规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