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学精"与"学新"之间:张穆的学术思想

生活于晚清的学人张穆因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而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学术思想的形成来看,张穆受到汉学、宋学及今文经学诸家影响,治学虽以传统的汉学考据为基本方法,但他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代表的"实学",已超出传统学术领域--经学的范畴之外,其治学中透露着强烈的学术经世的意识.张穆学术思想中的种种特点,反映了清代学术由乾嘉"学精"向晚清"学新"的过渡.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门户之见、文化宰制对理学传播的负面影响——考察《四库全书》不收录清前期《近思录》注本的原因

清前期《近思录》代表性注本甚多,《四库全书》仅收入了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而对于当时影响力甚至超越二者的施璜《发明》、张伯行《集解》等注本却未收录。从政治、学术、文化思想层面解析其背后的复杂因素,发现施、张二人注本的出现、广布,符合社会多层面需要;但“汉学专制”局面、汉宋门户之见,使得非汉学考据家的著述难以受到关注,清代的文化宰制对《四库》选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往往因人而废其言、弃其书。而茅、江二人注本被选入的主因,不仅关乎其本身呈现出的考据特色,而且得益于时代思潮相助与汉学家推重。《近思录》文献在清代的流布呈亚铃状的情形,与乾嘉时期政治、学术思想的转变、过分尊汉抑宋、君王文化摧残不无关系。     

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考据学所能企及的上限,开创了清代辨伪疑经之风气.促成清代学术的转向,底定了朴学压倒理学,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趋向.阎若璩所实践的学术样式,所标定的学术规格,是一种明晰的汉学家法,认为考据是学术的基本尺度,经学不在于义理之醇正而在于文献考据之正误得失.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乾嘉汉学与文学背离的成因探析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的主流学术思潮,在经学领域与宋学相对峙,与文学也产生了背离。其成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对文人的传统偏见、治学方式的差异以及外部的时代因素。乾嘉汉学与文学的背离不可避免地对文坛造成诸多消极的影响。     

论清代汉学之崇圣与“归返原典”的政治思维

汉学乃清代一主要学术思潮，其学术内蕴的深层是明晰的政治期盼：考据之学的目的是闻道，即以小学为手段，目标是崇圣。他们诋宋学，崇汉学；或疑汉学而崇孔孟，这一思路历程展示的是追求理想政治价值的过程。汉学主张冲出宋学奢谈空论之迷津，其中激越的一派直斥宋学“以理杀人”。然而，汉学家批判的武器是孔孟之道，目的在于拨乱反正，重树思想文化的政治权威。他们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归返孔孟原典，在文化心态上形成所谓“原典情结”。这一特点是促成清代思想文化“万马齐喑”的深层政治文化原由之一。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嘉庆、道光以降,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中国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转向: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汉学的义理化倾向,三是宋学势力的回潮。清中叶学术的三个转向,是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同时也是在当时恶化了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考据学术之反拨。三个转向规定了近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

嘉道之际 ,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此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 ,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其中 ,无论是对汉学支离破碎、泥古株守的批判 ,还是对汉学家埋头考据、不通世务的针砭 ,都可谓深中肯綮。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 ,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 ,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 ,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 ,甚至抬出皇帝压人 ,这就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的范围     

遵义“沙滩文化”的考据取向及其思想渊源

训诂、考据是"沙滩文化"知识分子重要甚至主导性的治学取向,据此视"沙滩文化"为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余绪或清代考据学的一个构成单元,一定程度上亦是可以成立的,"沙滩文化"考据取向的思想根源,亦是清代考据学得以兴起的本原所在。这一本原即是传统思想演进的"往复式叠加"模式。思想演进中"往复式叠加"模式与思想家的"崇古"、"尊古"倾向相伴随,为考据取向的产生和延续提供了逻辑前提。正是因为思想演进中"往复式叠加"模式具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教育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有限,众多传统知识分子,如"沙滩文化"核心人物郑珍、莫友芝等,才自觉醉心于文字训诂、名物辑轶的考据之中。     

试论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的历史特色

就作为几代王朝思想经典的四书而言,在清中期汉学全盛的历史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考据学风的渗透,这使得文献整理研究成为在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内容。除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四书经注进行文献整理研究外,清中期四书学中另一很突出的内容就是历史研究。四书虽然仍然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随着清中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特别随着清廷文化政策调整和对经学的重视,以实证和考据为特征的汉学迅速向以性理之学为主的四书学渗透,四书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经典之学的色彩日渐减弱,四书经注被学者们视为历史文献资料,他们致力于对四书经注的研究,处处都以对各种史实的研究为基础,这使得清中期的四书学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研究特色。     

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

胡厚宣因早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特殊际遇，深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向“考古”,又因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学结缘，遂服膺并积极实践新汉学的考据之法。抗战时期，胡厚宣被顾颉刚延揽至齐鲁大学国学所担任研究员长达七年，在国学所的慷慨赞助下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此书是其学术生涯的代表性巨著，亦可视为民国学术史上新汉学考据范式的扛鼎之作。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胡厚宣以新汉学的学术立场，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回应社会史论战及古史辨运动的诸多学术争议问题，其治学风格体现了各种学术路径的角竞和融会，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汤斌《诗辑解》诗经学思想初探

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他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清代中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凖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经学历史》与皮锡瑞学术思想初探

晚清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研治上成就卓著,但思想底层的经世致用意识却使其最终转向“以经论政”的治学方法。皮氏学术思想中“通经致用”与实学考据的并存,反映在《经学历史》中便是书中虽能客观如实地叙述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发展演变的表现,但对经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环节的诠解却多有偏颇。皮氏的学术思想既是清代学风蜕变的表征,又是个人治学在时代剧变下的产物。     

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的朴学治学精神

训诂考据是中国的传统学问,自晚清以来,形成了具有实证精神的文献学和考据学。这种朴学治学方法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学者。但是,这种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逐渐被抛弃,甚至受到批判,"以论带史"成为学术界普遍的方法;海外有学者也认为考据训诂不能提出重大原创性观点而轻视其用。王元化晚年对于这种粗疏的带有意识形态化的学风进行了批评,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在思想探索中运用具有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不拘于理论和体系的建立,并以自己的研究和反思而身体力行之,坚守"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这种具有朴学特色的治学方法,骨子里上承汉学,下接清季朴学。它既与王元化的学术训练有关,同时也与王元化对于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这种治学方法,贯串于王元化的反思及学术研究之中,从而有助于形成具有王元化特色的思想史研究、思辨哲学、国家学说研究和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在海内外得到广泛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