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论《楚辞》的篇次

《楚辞释文》不是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刘向《楚辞》十六卷按照以传释经的体例编篡,屈原的作品为经,祖述屈原的作品为传。从刘向《楚辞》的篇次和编篡体例,可以知道《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屈原赋二十五篇。     

楚辞类作品与《庄子》

屈原的辞作与道家《庄子》关系较深,其《离骚》、《天问》及《招魂》、《渔父》、《远游》等作品,从思想、观念到艺术,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庄子》的影响。作为楚辞变体的宋玉赋,既有浓重的骚影,又以《庄子》为嚆矢,其《风赋》、《神女赋》等作品,都与《庄子》中的相关描写存在明显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作为楚辞余响的汉代骚体赋,既模拟楚辞,又与《庄子》关系密切,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班固的《幽通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并袭用、模拟其文辞。     

关于《楚辞·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楚辞学三题

从《七录》起，几乎所有公私书目都为《楚辞》特立一类，其原因有二：1、《楚辞》独特；2、其影响大．从“楚辞学”的角度考察，《楚辞集注》增贾谊二赋，乱了《楚辞》之体．六朝人将《楚辞》当“屈原集”看，故刘勰评价屈原，不仅取证于其作品，亦引宋玉代屈原立言之《招魂》与《九辩》为例．     

关于屈原作品的流传与真伪

在汉代,最早提到屈原其人的,从现有文献看,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就是著名的《吊屈原赋》。但贾谊只是伤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未曾涉及他的作品。最早涉及屈原作品的,是淮南王刘安。后来则有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的司马迁,以及刘向、班固、贾逵等。王逸《楚辞章句》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这表明两点:(一)刘向、班固、贾逵等人曾为屈原作品做过注释解说。这些到王逸时还曾见     

楚辞派初探

楚辞派,又可称“屈骚派”。最先注意这个文学流派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里指出,楚大夫屈原创作了以《离骚》为首的一批作品,倾诉自己为国事而生发的“忧愁幽思”,嗣后便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人,“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见称于世。继司马迁之后,刘向编辑《楚辞》和班固序《离骚》时,把这一流派的成员扩展到了西汉,认为贾谊、枚乘、淮南小山、司马相如、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扬雄等,皆宗法屈原,“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们的意见,获得了后人的认可,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叙》说,不仅楚人以屈原作品相教传,到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经章     

《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

《离骚》究竟作于何时?宋代以来的屈赋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屈原被疏或放逐汉北时期.而游国恩、郭沫若、陈子展诸先生则力排众议,确认司马迁晚年关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说法,定《离骚》为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作品.我完全同意游、郭、陈三先生的结论.由于这个意见在学术界尚有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楚辞》注本,大多仍取旧说.因此,很想对"《离骚》作于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意见有所申说和补充.     

楚文化研究三则

楚辞招魂篇发端诠释 太史公为屈原传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以招魂为原作。洎王逸为《楚辞章句》谓为宋玉招屈之文。自后遂滋异说。朱晦庵《楚辞集注》亦以为宋玉所作。王船山《楚辞通释》大意同于叔师,惟以为作于顷襄之世,不以讽谏怀王之说为然。或以为屈原招怀王之辞。以其叙宫庭居室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非国君不足以当之。此论发自桐城吴汝纶,而张裕钊、     

楚辞传播和汉赋塑造：论刘安及其《淮南子》的辞赋史地位

在汉初楚辞的传播与散体大赋的塑造上,淮南王刘安及其《淮南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楚辞早已流行,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身边汇聚了一批楚辞作家,但刘安推动了楚辞由藩国向宫廷的传播,主要原因是刘安擅长辞赋创作,又值即位不久的汉武帝“爱好艺文”,两者一拍即合。刘安是叛王之子,为朝廷所警惕和防范,在献《淮南子》时所作的《离骚传》,对屈原进行了黄老化的评论,再联系《淮南子》反复提及智伯的命运,能够理解刘安的处境和心态。淮南王文学集团以辞赋著称,《淮南子》与散体大赋同时形成,且具有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它与《七发》《子虚赋》等共同塑造了汉大赋的文体样式。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最早考究汉赋渊源的是东汉班固,他说赋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发展来的。在《艺文志》里,他还讲了从《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宋玉之赋,发展到汉赋的过程。晋代皇甫谧、挚虞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刘勰全面总结了他们的论述,说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自后,汉赋来源便成了定案。如清代有“风雅颂之再变而后又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之说,近代有“汉赋的主要来源是楚辞”之     

由《七谏》谈汉人《楚辞》对研究屈原的重要意义

今天能够见到的较早《楚辞》传本有东汉王选的《楚辞章句》。王书包含在（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内。后人研究《楚辞》，无不以王选传本为圭臬。王选书共十七卷。总的来说，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前十卷为先秦楚人（主要是屈原）作品；自《惜誓》而下的后七卷为汉人（主要是西汉）仿作，或悼念屈原，或以“促言体”写出设想的屈原的自怨自伤。研究者多半全神贯注于前十卷，对后七卷大都漠然视之。其实，后七卷往往蕴含着研究屈原不可或缺的材料，特别是对屈原身世的探索。《楚辞章句》卷十三《七谏》系西汉武帝时人东方朔的作品。东方朔和…     

《远游》为屈原作补辩

《远游》是屈原所作。这是西汉大学者刘向所定的案,并得到东汉的辞赋家班固、楚辞家王逸的承认。目前史学界还有争议,如《屈原赋译注》(齐鲁书社)、《屈原赋选》(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对屈原作《远游》持否定态度。张叶芦先生在《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上撰     

论屈原《楚辞》的美学特性——兼评屈原否定论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诗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他的伟大作品。自汉以来,历代文人学士大都推重屈原和《楚辞》。直至现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还盛称《楚辞》“卓绝一世”。郭沫若更有题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专论,闻一多也有题为《伟大的人民诗人——屈原》的专论,都肯定了屈原和《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谈楚辞中的语气词“羌”与“謇”

楚辞,是公元前四世纪在我国南部楚国出现的一种新的文体;相传楚辞的作品都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地方色彩相当浓厚。下面,我们仅就楚辞中属于“楚语”的两个语气词“羌”与“謇”,作些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和读者。 查朱熹《楚辞集注》,作为语气词的“羌”字出现十七例(另有两例,一是出现在张衡的《思玄赋》,一是出现在韩愈的《复志赋》,均不属于楚辞范围);“謇”字出现十二例。怎样理解楚辞作品中的“羌”与“謇”,古往今来,众说纷纭。例如:     

汉代楚辞学述略——《楚辞学史》之一

楚辞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现存典籍来看,最早评论楚辞是汉代。刘安奉诏作《离骚传》发其嚆矢,司马迁撰《屈原列传》、刘向编纂楚辞专集奠定基础,王逸著《楚辞章句》集其大成,形成了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高潮,开楚辞学之先河,掀开了楚辞学史光辉的一页。     

奇服耀四宇 华章照千秋——《九章·涉江》讲析

《九章》包括屈原所作的九篇较短的诗歌,大都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后。因为内容相近,后人把它们编集在一起,叫做《九章》。正如宋人朱熹所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涉江》是《九章》的第二篇,写于屈原晚年被楚顷襄王流放江南之后。“涉江”就是渡江而南的意思。当时楚国统治者已昏聩到了极点,内忧外患,国势殆亡。屈原以经世之才,“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王逸《楚辞章句》),在流放中经历了艰苦的行程。诗人在诗中纪述其渡江南下的历程和当时的心情,申述其志行的高远和     

论《离骚》中的女媭和“子兰”

屈原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女媭是什么人,历来争论不休;“余以兰可恃兮”的“兰”究竟是不是子兰,也各有不同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性质相似,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一、女媭非屈原亲人辨前人对女媭的身份有如下各种说法:王逸以为是屈原之姊,郑玄以为是屈原之妹,贾逵则认为是女子的泛称,汪瑗认为是比喻党人的贱妾,李陈玉认为是使女,周拱辰认为是女巫(以上均见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引)。近人有下列不同意见:郭沫若主张是屈原的“女伴”(《屈原研究》),姜亮夫赞成“贱妾”说(《屈原赋校注》),游国恩认为是作品中假设的人物,是师傅保姆一类老太婆(《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也有以为是屈原之母的(龚维英《女媭为屈母说》,1982年第三期《贵州社会科学》)。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屈原列传》误解辨正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屈原、贾谊合立一传,本文所谈是《屈原列传》部分。早期胡适先生《读〈楚辞〉》曾提出七个可疑之点以否定《屈原列传》,陆侃如先生《屈原评传·馀论》(今收入沪古《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和郭沫若先生《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今收入人文《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已先后逐点予以驳正。现在国内不再见到有人主张“《屈原列传》是一篇赝作”,相反大家都很珍视这篇资料。惜其内容时遭误解或曲解,以致怪说横生,其甚者则否定屈原之有其人的幽灵仍在友邦游荡。故对这些误解或曲解,亦不可不辨而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