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有许多制约因素,难免会出现误读现象。因此文化误读成了文学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从误读理论和接受美学两个方面阐述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理论基础,然后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成因及表现,再后分析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最后指出应慎重对待误读以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     

误读与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在文化交流中似乎有一种壁垒,人们称之谓“误读”,意思是说针对一个正确的理解而言有一个错误的理解。然而我们对所谓“误读”问题首先要问的是对历史或文化的理解果真存在着一个非此即彼的标准吗?在历史的过程中,相互分离的历史世界,虽然彼此不同,然而流传物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总是人类的世界,亦即是一种用语言表述的世界。作为语言表述的世界,每一个这样的世界就从自身出发对自己世界观的扩展保持开放,也就是向其他世界开放,这是我们应采取的态度。     

以人为本的十大误读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贯彻落实好以人为本,必须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内涵和实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以人为本正在被一些人误读。笔者粗略地筛选一下有关误读以人为本的问题,竟有十个方面。     

孙中山与民初政党

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党政治,组党建党,议论时政,从政参政,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主流之一。考察孙中山与民初各党派的密切联系,可以发现,孙中山做为革命元勋和民国首任总统,深受各政党欢迎。但他并没有盲目地不顾中国当时形势大力鼓吹民主政治,而是根据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和民主共和的远景出发,去引导中国幼稚的政党政治,为使中国出现规范的政治生活和各政党走上正确的轨道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孙中山在民初时政治上并非"消沉",也并非"醉心"实业。如果仅从同盟会与国民党的角度去考察和评价孙中山民初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是非常片面的。     

误读的美学意义

审美活动是动态发展的过程,误读伴随其始终。读者理解文本,逐步接近其内涵本真,完善审美心理结构,积累审美经验,拓宽期待视野。误读反馈信息,是作家创造新文本的审美创造动力。     

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误读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通常在自身文化最本质的特征过滤下进行,这使得文化交流与对异国形象的误读不可分割。中国形象在欧洲的不同时期呈现出多样化的图像,既有真实的记录,亦有想象、虚构和误读。欧洲人从自身社会出发,从本社会的发展需求来认识中国、评价中国文化是构成误读中国的原因之一。其二,西方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由于客观条件和主体身份、需要的不同,造成描述、报道和认识的偏差。其三,中国文化本身的庞杂、中国人的排外自大心理也是导致欧洲人误读中国形象的一个因素。     

文学误读与文学变异

从一种文学现象的探讨到成为跨文明视野下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一部分,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的研究越来越指向跨文明对话和融通的时代命题。从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产生的深层原因,再到其可能产生的建设性的价值和意义,构成我们进行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研究的出发点;而面对误读与变异可能引发的价值失范和文化互信危机,构建多元文化生态,并保持这种文化生态的动态生成性,才是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研究的理想出路。     

两党制国家与多党制国家政党执政方式之比较

两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政党的执政方式有共性,也有区别。从权力的获得来看,两党制国家内一般实行单选区制的多数代表制,多党制国家更多使用比例代表制,或者包含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代表制的混合制;从权力的运作来看,两党制国家的政府一般是一党独自执政,并存在集中掌握巨大权力的最高行政长官,多党制国家行政首脑的实际权力往往被分流到其他部门或组织中去。但两种制度的国家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特征:执政党都不直接管理国家。从对权力的制约来看,在这两种制度的国家内制约执政党权力的因素都存在四个方面:宪法和法律的限制、非执政党政治力量的约束、权力体制的制衡、大众媒介的监督。     

民初政党政治与政体选择

政权的组织形式直接决定着政权的运行方式,并体现着政权的归属。研究一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政体选择。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一直是各方斗争的焦点。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斗争贯穿于政党政治的始终。由于历史、传统、当时的国际形势等多种原因影响,中国未能选择并形成最为恰当的政体形式,这成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诱因和关键因素。     

新时期我国政党制度建设略论

本文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加强我国政党制度建设的论述为指导 ,对当代政党制度发展变化趋势、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完善我国政党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处理好的“五个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深化新时期政党制度建设研究 ,对于从执政党制度建设层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具有不可取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参与式福利理念的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之启示简

在全球化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参与式福利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福利理念,主张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以该理念为指导,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变福利济贫为教育培训,解决弱势群体能力贫困,提高其发展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减少福利依赖;注重公民“心理利益”的培育,提高民众幸福感、成就感与满足感,变工作与生活负担、风险为机会与福利;提供机会提高民众在福利政策中的参与性,以提升中国的社会质量,共同促进福利改革;重视家庭、开发并扶持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多元福利内容的提供,加快感性实践与感性选择下的福利社会化发展,从而建设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公民多元福利需求的特色福利体系。     

民初省议会联合会与广东

民国初年的省议会联合会与广东关系密切.广东省议会发起成立了省议会联合会,主导该会的活动和宗旨.联合会与广东当局的政治立场高度一致,反袁色彩强烈,一开始就陷入内部纷争之中,未能担负起二次革命爆发后革命党政治中枢的历史使命.     

建国初期乡村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为考察对象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农民协会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民国初期山西村治述评

为了改变山西农村普遍衰败的现实 ,加强对基层农村的控制 ,阎锡山极力寻求一种治理农村的新模式———村本政治 ,也即村治。但是有限的经历及其视野的限制 ,使阎锡山找到的村治模式只是一种中西结合的“混合物”。山西村治的实行 ,虽然从客观上强化了行政组织 ,维护了社会稳定 ,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但其政权的军阀专制性质不可能造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民主政治。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及其当代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基于对私营经济的地位和性质的认识,确立了对私营经济进行扶持和利用、限制和引导的基本政策,并通过公私关系的调整,把这一基本政策逐步贯彻、落实到基层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现阶段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借鉴意义。     

民初山东土匪的新特点

在民初这一社会大转型时期,山东土匪“顺应”潮流,适时而变,从而出现了一些与传统社会相比所未有的新表征。这主要表现在:一、土匪在装备和编练上实现了“匪队”的现代化;二、其政治性日益凸显。但同时必须指出:土匪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无疑给转型期的民国社会带来更高强度的危害:一方面,土匪在军事装备与编练上的现代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其更善于投机钻营和反复无常,这就使得寄生于民国社会之上的土匪这块“肿瘤”和“心腹之患”更加难以铲除;另一方面,土匪的寄生性及其对社会生产的杀伤力,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乃至停滞,从而影响到社会转型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进行缓慢甚至畸形发展。     

民国初年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管窥

民初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分为交通部、支部与分部三级,重要交通部主要有上海、九江、汉口、保定、芜湖等,各省均设有支部;在组织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基层党员数量亦在迅速增加.基层组织的快速发展,为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暴露了其组织庞杂、党性不纯等缺陷.     

民国初期山西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近代以来,在天灾人祸的影响下,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民国初期,山西省公署根据山西的实际情况,在禁烟和天足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使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同时在山西的垦荒造林、兴修水利和栽桑养蚕等事业中有效地利用了这些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农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