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中行政审判制度的解读

行政审判作为宪政的根基,任何一个迈向宪政国家的改革都无法绕开.晚清的立宪改革无疑为行政审判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尽管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未能如愿,但其中的行政裁判院与行政裁判院草案却开启了行政审判制度的中国之门.行政审判作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的曲折见证了行政审判与政治改革互为彼此、相伴相生的关系.     

浅析清末新政时期闽赣地区乡村社会的变革

1901年1月,为了挽救濒临危亡的统治局面,清政府被迫发布＂变法＂上谕,宣布＂维新新政＂。江西、福建、广州等地积极响应,在农务、工商业、教育、税收等方面进行部署、推行新政,这些新的举措对传统乡村社会造成冲击,引起了乡村社会的变革。     

清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以捐税为中心

20世纪初年,由于清朝大张旗鼓地举办新政,使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一方面,国家对于乡村社会资源的索取在加剧,控制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清政府把权力系统延伸至乡村社会的绅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开始直接接触。与此同时,农民不堪负担,不断掀起抗捐税斗争,给予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以沉重打击,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迅速紧张。紧密化和对立化在清末新政时期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矛盾的统一。     

清末新政蒙地放垦政策探讨

19世纪末,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被迫在蒙古地区推行蒙地放垦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仅没有达到其强化统治的目的,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对内蒙古地区今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末新政与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以广西为例

20世纪之初,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这次变革不仅仅限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且也波及到了一些边疆地区.文章以广西为例,分析叙述新政在广西推行的情况,揭示了这一变革为推动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清末新政矛盾新探

清末新政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历来学者多有论述,然而在全面分析的同时,尤其应重视如下两个方面的突出矛盾:一是改革者自身的矛盾使清末新政运动由始便陷入困境,二是进一步激化的新矛盾如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等使新政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再次审视清末新政的矛盾之时,我们发现困境中的改革与改革中的困境作为两大矛盾主线使得这场新政运动在最终自身瓦解的同时也使清王朝走向了终结.     

清末新政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近代化

作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清末新政推动的系列改革标志着非政府组织近代化的开始。其间,以立宪社团、商会和地方自治组织为核心的非政府组织体系较为完备,运作较为规范。清末新政时期的非政府组织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和完善,但明显存在一哄而起、管理混乱等历史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力度不够、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法制建设滞后、非政府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条件不足等。     

清末“新政”时期广西当局实业政策探析

1901年至1911年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提出了包括发展实业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广西当局积极响应,大力倡行,通过设立实业机构、调整实业政策、兴办实业教育等措施,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推动了广西实业的发展。     

“自治”与“官治”:从地方自治改革看清朝的灭亡

地方自治是晚清民间吁求之一,立宪派、革命派将其视为民主建设的基础。新政开始后,清政府将地方自治纳入改革范畴,对如何改革,各级官员有不同看法。为稳步推进,清政府在天津进行了自治实验。在此基础上,推出地方自治的最终方案,其实质,就是在官方监督下,建立分权制衡式的自治组织,并在不影响官方税收的前提下,筹集资金开展地方建设。这种"官治"色彩浓厚的"自治"方案,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清朝灭亡的诱因。     

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并存下的清末新政——以对清末各阶层分析为中心

上个世纪的最初十年 ,清王朝进行的新政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重要一步。清王朝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改革客观上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要求 ,然而清廷自身的反现代化因素又最终埋葬了这次现代化的尝试。清政府的反现代化因素把农民和社会精英推向自己的反面 ,这对中国当代的改革不无借鉴意义。     

论降清知识分子在缓解社会及民族矛盾方面的作用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处在汉族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各地的反清斗争绵延不断,使得清王朝的统治者十分棘手。究其根源,则是因为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仇视。对于清政权来说,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巩固统治,必须首先缓和各种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而对于采取何种措施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降清知识分子以其娴熟的治理国家经验帮助清王朝统治者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末外蒙新政述评

20世纪初 ,面对外蒙古地区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深重的边疆危机 ,清政府在当地推行“新政”。库伦办事大臣辖区的新政进展较大。外蒙古新政是当时中国社会近代化运动的一部分 ,但它激化了社会矛盾。     

清代新疆伯克制度考述

伯克制度原是天山以南维吾尔族地区旧有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小封建主就是等级不同的伯克,且均为世袭。清朝统一新疆后,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对伯克制进行改造,废除世袭,将其纳入地方官制序列,但旧有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未从根本上改变。     

冲突与博弈:清末政治变局的另一视角

清末十年,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大势力角逐于中国政治舞台。革命派与立宪派相互冲突抵牾,又从革命与立宪两个方面左右夹击清政府。清政府欲避免革命,则不得不立宪,遂与立宪派有相呼应之势。但清政府之立宪,昧于大势,反应迟钝,且力图在政治变革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立宪派于失望中日益分化、倒戈,清政府成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在此格局中,每一方的动作,都对其他两方造成影响,三方形成冲突与博弈的复杂关系。大致说来,革命党的每一激烈举措,必然推动立宪主义向前推进一步。而凡是清政府对于立宪消极应付,立宪主义遇阻,革命主义则必然前进一步。最后打破三方博弈格局,使历史天平倒向革命一方的,既不是革命风潮,也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自身。辛亥年(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不过是易千年之帝制以共和的历史因果长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辛亥革命"一词中的"革命"二字,也应从"改革"、"变革"的含义上去理解更为贴切。     

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以清代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管理为解析中心

针对难治的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社会,清代中央政府、地方县府、民间社会共同进行管理,虽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不乏它们之间的相得与相补,这使得乡村社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尽管现代乡村管理发生巨大变迁,但传统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此即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     

康熙朝清准贸易与清准关系研究

清准贸易对康熙朝清准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引发了噶尔丹的喀尔喀战争和清准双方战争;另一方面,它又为康熙瓦解噶尔丹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康熙利用清准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准部贸易对象的转变最终达到了击败噶尔丹政策权目的.康熙的清准贸易政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羁縻政策有所突破,另一方面这一以夷制夷的清准部贸易政策也具有缺陷,它导致了清廷在内藩与属国和西洋国家关系上的混乱,往往拿处理内藩的方法去处理外部问题.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为处理“教案” ,清政府很早就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但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 ,处于弱势地位并只图苟安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持平办理”。从清政府制定“持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 ,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拳众 ,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 ,完全是一个规律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清代陈州府的慈善事业

清代慈善事业承袭明制,总体较为繁盛。地处中原腹地的陈州府,慈善事业在清代亦取得显著成效,主要体现为慈善组织数量较为可观、功能较为齐全,参与主体亦相当广泛。其机构设置涉及养老、济贫、赈灾、助丧、慈幼、助学等各个方面;其创办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官办、官督民办和民办;其资金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主要有官方资助、个人捐赠和商业化运作收入等三种筹资渠道。陈州府慈善事业的兴办是官方倡设,官绅、官民互动的结果,其运作发展虽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总体是较为发达的。     

土地共同使用权模式可行性探索——以玉树灾后重建中宅基地征收的困境与出路为例

在玉树灾后重建中,宅基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是当地居民与政府的分歧所在。传统的征收在对房屋进行拆迁的同时,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目的,忽视了被拆迁人的利益,极易使双方的矛盾激化。从土地共同使用权这一模式的自身优势和与法律的契合性观之,其既可尊重和保护被征收人的权利,又可使政府利用土地进行住房的统一规划和建设,解决了宅基地征收所面临的疑难问题,具有付诸实践的良好条件,对玉树灾后重建及我国类似拆迁征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变迁与东北城市社区矛盾冲突问题的产生

由于东北社会剧烈变迁引发的社区矛盾冲突问题可划分为七种类型,即：政府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房主与房管部门及物业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社区服务和社区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问题;失业下岗人员社区就业和家庭矛盾冲突问题;社区内组织间及社区与居民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问题;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社区引发的矛盾冲突问题。社会变迁是引发这些社区矛盾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应以社区冲突为突破口加强东北城市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