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管制刑的完善

我国《刑法》独创的管制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剥夺人身自由进行教育改造的限制自由刑,它符合刑罚轻刑化、开放化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引起存废之争。我国现行管制刑存在管制刑所体现的惩罚性较弱、管制刑缺乏可操作的义务内容、管制刑无制裁性措施加以保障等缺陷。借鉴社区服务刑,通过细化管制刑的内容,增加一定时间的社区服务、完善管制刑的制裁和惩罚机制、完善管制刑的管理监督机构等措施完善我国的管制刑。     

理性视野中的管制刑之完善

管制是对罪犯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管制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唯一的限制自由刑，它的出现与存在符合国际上刑罚发展的总趋势和潮流，然而，当前该刑种却面临着监管缺位、惩罚性弱、适用率低等诸多困境。如果简单地对其予以否弃，似有“因噎废食”之嫌，理性的选择应该是针对困扰管制刑的这些不利情形，予以针对性、建设性的改进与完善。     

中国古代恤刑略论

"恤刑"在现代意义上通常是被理解为与酷罚相对的、防止刑法滥施而使刑罚适中的一种制度.但是作为我们意识中存在的一种制度,恤刑在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内涵显然不只是这些.其在历史的内涵上大致包括如下三种:其一,慎用刑法.其二,恤刑特指减刑.其三,恤刑一词在明际清初是指由中央派往地方审录刑囚、清理滞冤的官员,该制度始于明太祖时,于成化间定制.     

对管制刑立法的一点建议

对管制刑立法的一点建议周斌对管制刑应否留存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尽管管制刑在司法实践中确实表现出与现实不相适应的一面，但应该看到，管制毕竟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五个主刑里唯一的限制自由刑。在刑罚渐趋轻缓化、开放化的今天，在许多国家正在寻找...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研究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是在原有数罪并罚规则基础之上,针对多样化的犯罪现象与司法适用而设置的规则。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异种自由刑并罚内容,吸收原则与并科原则各自蕴含着合理性依据。然而立足于整体数罪并罚的规则,此种规定却存在二者相互矛盾以及刑罚轻重的冲突,给理论研究与实践适用带来困扰。基于此,通过对域外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的考察,借鉴其中折抵和限制加重原则的内容,提出我国异种自由刑并罚规则的改进建议:对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并罚采用综合折抵原则与限制加重原则的方式,而对有期徒刑、拘役刑和管制刑的并罚继续采用并科原则,从而更好地实现数罪并罚的适用。     

中外罚金制度比较研究

罚金刑作为当代刑法中规定的重要刑罚方法,已经引起了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的刑事立法对其也青睐有加,但在同时,对罚金刑的适用产生了立法和司法的脱节,缺乏对外国罚金刑普遍适用的背景研究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本文拟对中外罚金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中外对罚金刑适用的背景有别,所以我国对罚金的规定和适用都不可冒进,而应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方为上策。     

论管制刑的存废之争及立法完善

论管制刑的存废之争及立法完善张绍谦管制，指由人民法院判决，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人民群众监督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管制刑作为一种限制自由刑，是我国在改进自由刑体系方面所作的一种有益尝试，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方面发挥了积极...     

渎职罪中剥夺公职资格刑之提倡

我国现行刑法对渎职罪的刑罚仅限于自由刑,而没有资格刑的相关规定.在渎职罪中规定剥夺公职资格刑,不仅是我国法制史的传统,也顺应了世界潮流.在刑法中应当规定剥夺公职资格的相关刑罚,才能够更有效地防止渎职行为的发生.     

试论罚金刑减刑制度之构建

罚金刑是我国刑法中附加刑的一种,与旧刑法比较,新刑法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和力度。但是,罚金刑执行难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大难题。罚金刑减刑制度是意在解决罚金刑执行难问题的一个设想,它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单位犯罪罚金刑适用的再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对单位犯罪的罚金刑适用。本文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承担主体、数额标准、罚金刑数额的确定根据以及量刑情节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单位罚金刑的适用,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只对犯罪单位适用罚金,而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应适用罚金刑;对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实行无限额罚金刑的,在实践中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补救措施;对单位适用罚金时,应以犯罪情节为根据而不应以“犯罪情节兼顾犯罪人的经济状况”为根据;同时,本文认为单位犯罪可以有自首、立功情节,但不具有累犯情节,对单位犯罪适用罚金数罪并罚时,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限制加重原则或并科原则。     

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探究

绑架罪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其较高的法定刑设置而在于既遂标准的界定。视绑架罪为目的犯,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索取财物等不法意图下的控制人质的行为就既遂的观点,必然导致绑架罪的法定刑过高,以及不能合理地解决绑架罪的未遂、中止等一系列问题,而《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改也将是治标不治本。从法条的应有含义、绑架罪的历史沿革、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尤其从刑罚的根据可以得知,只有当行为人实施了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并向第三方提出不法要求（包括索取财物）时,绑架罪才既遂。     

中国古代死刑中替代刑的运用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存在着替代刑的运用问题。替代刑在死刑中的运用受到每个时代的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替代刑，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替代刑的种类与每个时代社会的需求与目的有关，整个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的替代刑在总体上又受制于整个死刑制度的制度设置与目的需求。先秦时期主要是流刑与赎刑；秦汉时期是迁徙与宫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徙流；隋唐时期是加役流、配流；宋朝时期是配隶；元明清时期是充军与发遣等。替代刑的发展体现着中国古代整个死刑制度及刑法制度的变迁。     

内地与香港刑法中犯罪未遂比较研究

内地刑法将犯罪未遂作为一种犯罪停止形态,香港刑法则视未遂罪为“不完整的犯罪”。在犯罪未遂的构成上,内地刑法注重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香港刑法惩罚未遂罪的根据在于犯罪企图。从犯罪未遂的认定来看,内地刑法综合考虑主客观两个方面,香港刑法则有不同的标准。就犯罪未遂的处罚而言,无论在处罚范围还是处罚程度上,香港刑法都要严于内地刑法。     

"刑期于无刑"思想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构建

"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源于三代,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有重蹈"以刑去刑"政策覆辙的危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吸取和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化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     

刑事政策与管制刑改革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我国形成了内涵特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倡导非监禁刑的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背景看,这种刑事政策给有着社会化、家庭化、人道化等特点的管制刑营造了难得的改革契机。在下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不但需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来设置管制刑,而且还应当在非监禁刑改革中依法适当扩大适用管制刑。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拉姆佩论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

德国刑法学家拉姆佩的刑罚哲学立场是,刑罚正当化目的指明了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其一,必须在违法性(非法)与刑罚之间,或者说,在有责(过错)与刑罚适用之间的关系上发展出正义的规则;其二,必须学会运用这些正义规则,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设立刑罚以针对违反规范的犯罪行为和对此适用刑罚以针对该犯罪人的过错都是正当的.拉姆佩认为,相对主义刑罚理论和绝对主义刑罚理论都不能完整地实现刑罚的双重任务,因而建立抵偿、配置和预防的三元理论对当代刑罚哲学的研究具有新的价值.     

数罪并罚原则适用评析

本文主要对数罪并罚的并科、吸收、限制加重等原则从公正、功利等方面予以评析 ,认为吸收、限制加重原则弊大于利 ;而并科原则虽然利弊皆存 ,但因其具有刑罚公正、符合平等性以及范围较为广泛等特性 ,应当扩展其适用范围 ,对数罪被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等刑种 ,均可适用并科原则确定所执行的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