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天之天”为“人之天”及其多重意蕴

天人关系是儒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先秦开始,辩析天人即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由此形成的人文传统则绵绵不绝。明清之际,以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为背景,天人之辩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展开于儒家价值体系的各个侧面。当然,时代的变迁使明清之际诸儒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后者从一个视角展示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体系的转换。     

论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荀子哲学

如果说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是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天人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第一个圆圈的先秦诸子哲学自然也把天人关系作为自己讨论的基本命题。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讨论荀子哲学时,有的同志认为:“当时哲学斗争的—个中心问题,就是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亦即是‘天人合一’论还是‘天人相分’论的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与人关系上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化了的神,还是无意志的自然,而不是‘天人合一’论与‘天人相分’论之争的问题。”有的同志则明确指出荀子反对‘天人合一”,是以“天人相分”贯穿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就先秦诸子特别是荀子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言,我认为既不是“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争论,也不是天是否有意志,更不是反对“天人合一”的,荀子天人观甚而至于整个哲学体系是以“明于天人之分”为出发点,以“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性思想为核心主题,确立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的能动的天人合一观,他的自然观、认识论、礼乐论和人性论都是围绕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而实现天人合一这个轴心展开的。     

天人关系：中国古代人学的本体基础

乔清举在《文史哲》1999年第 4期撰文认为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道出了中国哲学的核心。整个中国哲学 ,都是围绕天人关系展开的 ,古今之变只是天人关系的一个侧面。天人关系是中国人学的本体论基础 ,它说明了人的本性和人所当为。古人论述天人关系 ,有三个层次 :一是天人杂糅 ,天即是神 ,人则是部落成员 ,这是讲人与神的关系 ;其次是天人合一 ,天是价值意义的 ,人是单个的人 ,讲的是人与自身的本性的关系 ;再次是天人相分 ,征服自然和人与自然和谐 ,天是自然 ,人则指整个人类 ,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关系:中国古代人学的…     

先秦中华天人关系的五种形态

天人关系是把握人类现实生存的第一性环节,人类早期文明即围绕天人关系多方面展开.先秦时期,中华早期天人关系从物质利用关系、科学认识关系、宗教崇拜关系、审美关系和哲学综合关系五个方面展开,它大致反映出人类与自然现实关系的基本形态.当代社会,惟有确立依天立人的中道天人观方可重建天人和谐.     

荀子天人哲学的人本学特质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荀子的天人论进行了广泛研究。在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遵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从天出发来观照人,以天的性质来规定天人关系的内容和性质。本文认为,天人哲学是古代中国的人学——关于人的存在(本质确证)和发展(价值追求)的学说。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中人类对自身的理性反思,它内在蕴含着下述永恒主题:人是什么?人为了什么?人的作用是什么(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在这一理论中,天(自然及神化、人格化的自然)是人理解自身的参照物和超越自身的中介物,只有从人出发来把握天及天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古代天人理论的哲学旨趣。     

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

魏晋时期,价值观上的天人关系以自然与名教之辩的形式出现,尽管先秦道家的观念得到了某种复兴,但玄学的主流仍上承了儒学的传统。不过,相对于前此的儒学,玄学所体现的儒家价值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突出地表现在自然原则的空前提升。儒家从先秦开始,注重人道原则和人文价值,与此相应,儒学始终将化自然为当然放在首位。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随着儒学的正统化,体现人文价值的当然逐渐衍化为名教,并趋于外在化与虚伪化,后者终于导致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危机。忽视当然与自然的联系,显然是形成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与儒家相对,道家关注于自然原则,后者对儒家的价值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纠偏的意义。正是通过援道入儒,玄学的主流将注重之点由化自然为当然转向了化当然为自然,并由此对重建天与人、自然与当然的统一作了尝试,这种尝试既表现为化外在的名教为内在的道德本体(王弼),又表现为普遍本体与个体自性的融合(向秀、郭象)。魏晋玄学由化当然为自然而确认名教(当然)与自然的统一,固然体现了儒道合流的历史趋向,但是以名教(当然)的自然化重振名教这一基本思路,决定了它在总体上仍表现为儒家价值体系的延续;而以仁义规定天性、以安名分为自然等等,则表明尽管玄学力图重建当然与自然的统一,但这种尝试似乎未能完全如愿。     

试论“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三个层次

先秦时期由孟子最早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经由历代哲人对中华民族在刚健宽厚的进取精神和格物致知的实践意志的推动下所进行的天人相互作用的历史总结,终于克服了其初期的朴素性和笼统性,达到了丰富的、精致的高级形态。天人关系的解决,是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基础。先秦哲人把“上帝之天”转变为“自然之天”,不但认为自然之天对人的活动有一定影响,更加重视人的活动对自然之天的作用,主张人应依靠自身的力量决定自己的命运,由此便有了“知命”、“立命”、“非命”和“制命”之说。但是,天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天人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天能制人又不能处处制人,人定胜天又不能步步胜天,这其间复杂的辩证关系,是由唐代哲人加以全面、合理地解     

中国哲学的生态观

中国哲学是生态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即自然(不排除神格化之天在内)与人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哲学的主要流派儒、道两家学说中有明显表现,儒家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遂通为理论骨架,主张天人和谐、平衡;道家以道法自然———人道契合———人道为一为思维路径,追求人性与自然本性的一致。此外,中国哲学是生态哲学还有其内在的因素,即: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都是文人的思维;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农耕环境;中华民族原始的宗教心理和强烈的报恩情结等。中国哲学是生态哲学,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从儒家天人合一角度析儒家政治与生态伦理关系

儒家天人论,把天人看作一个整体。这里天兼具"自然天"和"主宰天"两重意义,并且这种自然天是人文化的自然之天。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人文化的自然之天是宇宙万物的总法则,说到底是血缘宗法家庭的伦理秩序的衍化。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天,天道)往往不是出于对自然知识的纯追求,而是出于社会关系和人的需求,出于论证人间秩序合理性的需要,天道观依附于政治伦理学说,成了政治伦理的手段。     

天人关系新论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独特的哲学基础,它影响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决定了其主要特征。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天人二分阶段,主要在殷商时期;天人相交阶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天人合一阶段,战国晚期及以后。     

论庄子的天人观及其当代意义

与先秦诸子相比,庄子是一个较多谈论天人关系的思想家。他的天人观主要体现在前后保持一贯联系的四个方面：“以天为宗”、“天而不人”、“人与天一”、“无以人灭天”。今天重新审视庄子的天人观,对处于生态危机背景下的我们建设当代生态文明或生态道德、进行审美地生存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

纬书将流行于两汉的“天人一体化”理论发展到极致。它把神、自然、人一体化:神自然化、人化;自然神化、人化,人神化、自然化。纬书中充满了“天人相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内容,用自然现象比附社会现象,为统治者制造神话,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纬书以政治为中心,将天理想化和社会功能化,天既象征人事,又对人事作出主动反应,从而表达了纬书作者的均平、无为的政治理想,政治调整观及政治价值观,反映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心态。     

天人关系:从神话到哲学的文化嬗变

秦红增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 0 0 0年第 2期撰文认为 ,中国哲学里的天人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原始宇宙秩序的法则 :天人相通 ,天人关系的自然化时期 ;原始宇宙秩序毁灭与再生的文化象征 :人敬畏天 ,天人关系的宗教化阶段 ;文明社会的理性之光 :人反思天 ,天人关系的哲学化时期。对天人关系作出了系统的、哲学的认知 ,其表现有三 :一是原始天人信仰危机的出现 ,二是理性之光本体地位的确立 ,三是个体人格力量的高扬。这一文化嬗变在实质上乃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和现实社会制度变迁的折射 ,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人类应理…     

儒家的"人禽之辨"对机器人有效吗?

儒家的"人禽之辨",是中国传统儒家为人类文明确立的一个底线标准,其具体的内容与要求可以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但其中所蕴含的肯定人文与人道的基本哲学精神,具有恒久的价值。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机器人——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将会越来越与我们"自然人"构成一种密不可分的新"人机"关系,人类的伦理道德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儒家"人禽之辨"的古老伦理戒律对于广义的机器人而言,是否有效?我们将如何才能守住人类的文明底线?     

论朱熹的天人观及其实践

朱熹的天人观是他对于天、人以及天人关系的看法,主要内容包括:天人本只一理、天人所为各自有分、人是天地之心以及循理而行的现实实践,朱熹的天人观即关切自然的化生万物、发育万物,也充分体现了人的价值,强调人可以发挥"仁"的精神来实现天与人的和谐共生。     

"人化自然辩证法"的"人化"之伪——兼与俞吾金教授商榷

近期国内有学者提出"人化自然辩证法"的概念,认为一方面古代中国的天人关系学说印证了天人的不可分离;另一方面马克思从不考虑无人的自然界,马克思总是把现实世界看作人化的自然界;因此认为,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个人观点,马克思一直反对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而国内学术界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古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所谓后现代主义"生存实践"学说都不能作为马克思"人化自然辩证法"的直接印证.更主要的是,就"人化自然辫证法"本身来说,"人化自然"如果还是指自然,那还逃不脱自然辩证法;如果是指人的活动与社会关系,恩格斯早就指出辩证法包括社会历史辩证法.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自然辩证法、社会历史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之外的人化自然辩证法.     

儒家生态思想与马克思生态观比较

生态文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把中国古代熠熠生辉的生态文明思想同马克思关于"人、自然、社会"的生态理论思想做对比,可以发现两者有共同之处,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儒家的"人为天地立心"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儒家的"周而复始"与马克思的"循环经济"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也存在着差异,如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不同、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同。通过比照,从中国古代生态思想与马克思生态思想中汲取适用于我国的理论思想,不断地丰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适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生态文明。     

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历代思想家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天人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董仲舒的天人思想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并通过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使天人互相感应,使自然     

天·帝·人——先秦天人关系初探

本文通过对先秦文献典籍,特别是“上古之书”,以及其他儒家经典的论述与分析,试图厘清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于天人关系的观点,从而获得先秦天人现的初步认识,得到一个基本的规律。     

外在天命与主体自由的二难困境——理学对力命关系的考察及其内蕴

力(主体力量)与命(外在天命)的对峙,是困扰儒家的哲学难题。自先秦开始,儒家便力图化解力与命之间的紧张,在宋明理学那里,这种尝试又以新的形式得到了继续。如果说,程朱较多地强调天命的普遍主宰,那末,陆王则更注重主体意志的力量,在这种不同的运思倾向背后,则是宿命论与道德自由的纠缠。与天人之辩上强调当然(人道)相联系,宋明新儒学常常表现出相当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理学的奠基者张载曾有如下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