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首要主体,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调整,基本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治理的主体在增多,治理空间在调整,治理问题也在增加.地方政府原有的治理方法、手段和技术难以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中国这个改革中的大国来说,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继续支持和鼓励.     

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

改革以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通过持续创新,创造了珠三角跨越式发展的奇迹。但是,既有的地方政府创新也使得珠江三角洲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此,为了争创新优势,未来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必须改革治理体系,在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培育公民社会、调适政府治理结构、推动公民有序参与和践行法治基础上构建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困境与行政体制创新的路径——基于广东省的分析

基于对广东省自1978年以来地方治理体制变革的所有探索动作的研究分析,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变革面临巨大困境,主要表现为6大方面:治理机器职责同构、治理机构组织复杂、组织寄生利益纷争、改革步序非一致性、改革路径极敏感性、人治痕迹干扰较大,提出以"组织重构"路径主抓三个领域的改革:(1)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解析与重构;(2)促进减层级扁平化的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更新与变革;(3)促进行政效能提升的地方政府人员素质的更新与进步;进而以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促进地方治理目标的实现。     

地方政府治理变革与公共服务有效提供的理论探索

来自北美和海峡两岸的近60位学者和官员在厦门大学参加"地方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就地方政府改革、公共服务提供、地方政府治理等议题及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文就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观点综述.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3个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案例,来把握以公共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参与对于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使公众参与地方治理的过程实现程序化、常态化的目标,对于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创新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与农村环境保护的不兼容性分析

我国的环境管理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这种环境管理模式与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在下列六个方面:信息不对称、行政管理的分割性、环境管理的行政色彩浓厚、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观念、环保机构的倒"金字塔"结构以及排斥公众参与决策监督,存在着明显的不兼容性,其对治理我国农村的面源环境污染的作用非常有限,以至完全失灵。在保护农村环境方面,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亟待改革和完善。     

潜规则情态下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困境及其出路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问题不仅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还一直是我国政府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治理顽疾。在我国积极构建节约型政府进程中,虽然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水平已有所提升,但在聚集普遍性、非法性、非公开性、灵活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于一身的“潜规则”情态下,依然面临着制度缺失致使权力异化、观念障碍导致认同困境、监督主体责任致使监督走样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价值取向纠结等多重困境。要破解诸此困境以寻求治理出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牢固树立规范意识,强化法制观念,并致力于夯实群众对节约行政成本的认同基础;同时不断加大行政成本信息的公开力度,确保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而且还需不断提高民众的综合监督素养,并注重运用一定策略来排除行政成本控制过程中的价值困扰。因此,潜规则情态下地方政府有效控制行政成本需要一个整体性治理的过程。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