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     

大同地区佛教沿革概述

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造就了大同地区特殊的文化氛围,使得大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曾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至今仍保存了众多的佛教文化遗迹。佛教在大同的兴衰发展,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方的历史与文明,也为本地区的社会和谐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对外贸易、人口集聚与城镇化推进

对外贸易、人口集聚与人口城镇化存在紧密联系。通过构造28个国家1991—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探讨了对外贸易与人口集聚这两大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贸易的加强能显著地促进城镇化,人口集聚的提高则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之间呈现倒"U"型的作用关系。由此表明,应扩大内陆地区的对外贸易水平,以此加快该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同时,合理控制东部地区的人口集聚规模,以免其规模超过"转折点"而对城镇化产生负向影响。     

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

清代前期,闽粤移民冒籍赴台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相当普遍,台湾地方官员对此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闽省官员和巡台御史曾对其进行查禁和清理,但成效不彰.科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台湾这一边陲地区人口的文化结构.有的科举移民及其后裔还参与台湾的土地开发和文教设施建设,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地方文教事业中作出贡献.清代前期台湾的科举移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一现象表明,海峡两岸人民之间除了地缘、血缘的关系外,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人口与经济集聚的空间效应——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级行政区为样本,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人口与经济集聚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现阶段成渝地区人口与经济集聚存在双向促进作用,即当地人口集聚可以推动经济快速集聚,当地经济的集聚又吸引大量劳动力,促进人口集聚。不同于中国、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存在扩散效应的研究结论,成渝地区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虹吸效应,即周边区域人口、经济集聚会抑制本地区经济集聚,周边区域经济集聚亦对本地区人口集聚有阻碍作用;然而周边区域人口集聚会促进本地区人口集聚。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仅产业结构优化、公共服务完善的少数中心城市才能充分发挥经济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效应。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从强化中心城市、构建区域经济副中心等方面促进成渝地区协同发展。     

汉代乐户及其地位的沉浮

汉代乐户(即汉代音乐家)是汉乐繁荣的缔造者。在汉代社会中,根据他们的职业技能和地位差异,乐户有宫廷乐户、军籍乐户、府蓄乐户、民间乐户四种存在形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四种存在形态会发生转移。他们身世地位的沉浮昭示着封建社会音乐人悲惨的历史命运。     

公共经济学视角下云南黑树林地区民族问题研究

云南省黑树林地区属于多民族聚居区,这一地区对自然资源纠纷的问题由来已久。首先,水资源是典型的公共资源,黑树林地区围绕水资源产生了长达数百年的纠纷,仅1952年—1992年就发生了四十多起大规模械斗。其次,黑树林地区是民族杂居地区,如何处理好公共资源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地区稳定。分析认为,公共资源纠纷需要通过四个方面来解决:发展当地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公共产品和制度供给;促进合作开发和利用;控制人口,转移劳动力。     

四川彝藏羌地区近代教育的起步——边疆服务中的教育事业研究

边疆服务运动是基督教为实践其提倡已久的"社会福音"而展开的改造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实践,推进这一运动的机构是边疆服务部(简称"边部").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是边疆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边部在川西和西康的彝羌藏地区创办了多个小学,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对当地儿童及一般民众施以教育服务.根据当地特殊的历史文化及民族习俗,边部采用了一套有效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形成了与教会在其它地区所办教育不同的特点.边部在彝羌藏地区开办教育虽遇到教员的缺乏、经费短拙等困难,但在提高边民知识文化、移风易俗等方面,成绩卓著,对推进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论刘师培的“大道为公之世”

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内容又有了极大的丰富,一大批思想家为大同世界所吸引,希望以此来拯救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在这些思想家中,便有刘师培.刘师培的 "大道为公之世" ,以人人平等为原则为核心,试图通过"均力主义"来消灭社会分工,以实行其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这是不同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世界,是近代独树一帜、特色鲜明的又一种类型的大同理想.     

搞好退耕还林重塑绿色屏障——对大同市退耕还林还草情况的调查

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工程的切入点和根本点,随即国家在西部地区实行了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大同市作为山西省退耕还林还草推广试点地区之一,承担了重大任务,这对于改变大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的状况,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近两年退耕还林工作运行情况大同市的生态环境并非天赐如此,大同的农业也并非天生弱质。在中国历史上,大同曾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口增长造成的生存压力以及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实行的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生态     

大同佛都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大同旅游资源丰富,多为历史文化价值极高的佛教旅游资源。针对当前大同存在城市形象模糊、旅游品牌不鲜明等问题,研究大同佛都旅游文化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同文化特色在北魏辽金,精华在佛教,重点在古都,因此大同可定位于"魏辽佛教文化旅游之都",以云冈石窟为主体,构筑平城文化体系,以古都为载体,打造大同佛都旅游胜境。     

从历史地理角度看古代大同的战略地位

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战略地位十分突出。首先,在我国古代,大同处于中央政权的边陲地带,在抵御外敌、巩固边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次,在战争之余,它是我国北方地区与塞外及周边地区进行联系的交通要塞和商贸据点,对加强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再次,在南北分裂时期,它先作为北魏的国都,后又成为辽、金的西京,有着突出的政治地位。这样一个集军事、政治、文化作用于一体的城市,其战略地位值得研究。     

总兵周尚文与明代大同边防建设

明代的大同地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汇融合地带,军事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嘉靖时期,位于宣大边外的蒙古部族俺答汗兴起,屡次带兵南下大肆掳掠,对明朝构成极大威胁。明王朝却是皇帝昏庸,大臣专权,吏治败坏,边防废弛。在此情势下,周尚文出任大同总兵,其不仅锐意有为,专注于打仗,屡次击败蒙古军的进攻,而且在任职期间大力修边筑堡,对大同的边防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大同市旅游业竞争力研究

依据旅游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数据,分析并计算山西省地级市旅游业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及排名,结果显示,大同目前旅游业竞争力在全省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只有通过多方筹集资金、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旅游产品多元化、打造精品旅游产品、改善环境等措施,才能确保大同市旅游业再上一个台阶。     

云冈文化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

云冈文化是大同地方文化的总称，代表了大同地区的文化发展形貌。云冈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其形成和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云冈文化是大同最具地域性、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文化，也是大同文化品质的最高体现。“新云冈计划”启动后，云冈文化应当被重新审视和认识，各文化单位应当倾力合作，将云冈文化打造成大同市的文化名片。     

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趋势研究——以大同市为例

针对大同市高校人培养模式、大学生就业环境、自主创业情况和发展趋势,当地政府应创建良好的城市环境和文化氛围,积极推动人才政策的落实;高校应加强就业指导工作的有效性,同时加大大学生就业生涯规划教育力度,帮助当地大学生充分地就业和有效地创业,为大同市今后发展储备更多有用人才资源。     

大同地区石狮子造型艺术初探

石狮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雕刻艺术,是中国古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宫殿、寺庙、佛塔、桥梁、府邸、园林、陵墓等古建筑群都雕刻有石狮子。山西大同这座千年古城拥有许多古代寺庙等古建筑遗迹,如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善化寺、华严寺、府文庙等都有数量众多的石狮子。从北魏到明清,大同地区可谓集北方石狮艺术之大成,风格自成一体,有着十分显著的大同地方特色。     

大同方言中的“赶”

大同位于山西省的北端,属于晋语大包片。在大同方言中,“赶”可以作动词和介词,但主要的用法是作介词。作动词时,没有普通话的义项多;作介词时,比普通话用法丰富而且复杂。本文讨论的内容和列举的例子主要以大同市所辖各区为主,通过对大同方言词“赶”的使用情况加以具体的描述、分析和说明,与普通话的“赶”进行比较,说明大同方言词“赶”的语言特色。     

略论清代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和影响因素

清初,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受统治者严厉的文化政策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在经历了清代前中期的发展后,理学和经世实学渐兴,为大同地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和文化支撑。地方官和文人也参与其中,积极支持推动刻书业的发展。至清末,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中也不乏经世致用之书。国家的文化政策、地方官和文人成为影响清代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业发展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