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集》版本源流考

《安阳集》又名《韩魏公集》,是北宋名相韩琦的诗文集,它在宋代曾多次刊行,但今皆不存。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本子为明正德九年张士隆刻本《安阳集》五十卷,后附《家传》十卷、《别录》三卷、《遗事》一卷。张刻本影响很大,万历张应登书锦堂刻本、康熙徐树敏晚香书屋刻本、乾隆黄邦宁刻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均属于张刻本系列。明代安氏校正本是与张刻本同时代的刻本,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张刻本,后来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收入。在《安阳集》的版刻流传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安阳集》五十卷附《家传》十卷《别录》三卷《遗事》一卷本、《安阳集》五十卷本、《韩魏公集》三十八卷本、《韩魏公集》二十卷本四个系统刻本,其中以安氏校正本《安阳集》五十卷本质量为最善。     

试论《呐喊》《彷徨》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五四”时期鲁迅把最深沉的爱献给了农民。而愈到后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愈引起鲁迅的关切，《呐喊》《彷徨》中，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体艺象的小说几乎占了五分之三。鲁迅从时代宏阔的高度上俯视“五四”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和多样心态，并塑造了一个基本排列有序的艺术形象的系列。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九种形态。（一）最先觉醒的叛逆者、莫新者形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狂人”和”“疯子”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     

“他者”的想象——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杜赞奇认为,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晚清文人志士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中,“西方”和“妇女”是他们指称的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所展开的想象,不仅展现了作者书写异域文化的策略,也可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他者”来认知“自身”.     

林道静形象的互文性解读

《青春之歌》叙述的是一个青年女性知识分子追求自我实现的奋斗历程,它的前文本是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茅盾的《虹》。几种前文本对于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思考,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虹》与《青春之歌》的互文关系更为直接。梅行素和林道静的性格中都有不安分和为自我实现而敢作敢为、不顾流俗的一面。但梅、林二人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一面给人印象更深,其中的意味也更值得分析。梅行素与林道静性格最大的区别,是梅的“疑”和林的“信”。林道静性格中的不成熟和她的理想主义激情一起,正是其独特文学魅力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青春。     

接受与变形——曹禺剧作的主观追求与观众的客观接受

在现代戏剧界,最让人羡慕的莫过于曹禺了.当他23岁的时候就完成了他的轰动于世的杰作——《雷雨》,从此曹禺就象一颗闪亮的新星活跃在话剧战线上,并成为戏剧界的泰斗.还让人羡慕的是曹禺的剧作特别是他前期的剧作几乎每一个都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久演不衰,历久弥新,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剧作家象曹禺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观众和研究者.然而,也没有哪一个剧作家象曹禺的剧作那样在接受中带有那么多的误读、曲解乃至批评.也就是说,剧本的主体精神,主观追求与观众的客观接受、认同机制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有很大的距离,观众所理解所接受的意义也并不一定就是剧作者的主观意向.这种情况在他早期剧作的接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这里仅就《雷雨》,《日出》和《原野》的主观追求与观众的客观接受加以探讨.     

论白玉堂形象的悲剧色彩

《三侠五义》中的白玉堂与以往完美的侠士形象颇为不同。除了拥有侠士行侠仗义的共性,他还具有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同时他的身上还有争强斗狠的一面。白玉堂亦侠亦盗的矛盾身份对于他涉足官场是不利的。然而期望建功立业和报答知遇之恩的思想在白玉堂脑中扎根。他用生命诠释了侠士行走于江湖、朝廷两条道路的不可能性。性格上的缺陷、盗贼身份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共同造成了白玉堂人生的悲剧。     

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人物描写问题

小说创作的真正难点是人物描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从总体上说,是处在"人物性格化的展示阶段",塑造出一批各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人物塑造的方法上,由于描写的侧重点不同,分别形成了性格小说、情感小说、心理小说。其中,性格小说是主体,也是最有成绩的。中国现代作家在书写知识分子、塑造其形象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缺憾。     

论《楚昭公》的主题与郑廷玉杂剧的思想性

郑廷玉是元代前期重要的杂剧作家。据曹楝亭本《录鬼簿》记载,他一生创作杂剧23种,是仅次于关汉卿的多产作家。但人们多认为他的剧作思想内容复杂,在肯定他的剧作(如《看钱奴》)揭露了社会黑暗、贪富不均、为富不仁时,又批评他的剧作宣扬封建伦理纲常、鬼神迷信,有浓重的宿命论思想,消极平庸,无什可取。我们对此有些不同看法,曾在《河北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上发表拙文《〈看钱奴〉元明刊本的比较研究》,将《看钱奴》的元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本)与明刊本(以《元曲选》本为代表)作了一番比较,认为明刊本已非《看钱奴》本来面目。不应作为评价郑廷玉《看钱奴》的依据,因为它不能代表郑廷玉原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以元刊本为依据研究《看钱奴》,则其主题是严肃的,思想是积极的。进一步认为,说郑廷玉杂剧都含有浓重的宿命论思想,其思想境界不高,是不确切的,尚须讨论。本文拟对郑廷玉另一部有元刊本传世的杂剧《楚昭公疏者下船》的主题作一点探讨,连带再谈一下对郑廷玉剧作思想性的看法。     

困顿与凄怨——杂剧《王粲登楼》之王粲形象解析

郑光祖的《醉思乡王粲登楼》是反映元代知识分子不幸命运及他们被压抑的复杂而痛苦的心灵的优秀剧作,主人公王粲史有其人。本文拟通过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对比,进一步揭示杂剧中以王粲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困顿境遇与凄怨心态。     

江户、明治时代的桐城派

一、序无庸置疑，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即使进入民国以后，一直到文学革命时期，桐城派也仍然在传统文学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林好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书，打开了眼界，开始了解欧美的思想和丈学。严复属于桐城派系，而林纤则是吴汝纶的晚年弟子，是桐城派学术传统的继承者，他以格调高雅的古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吴汝纶是进土出身，与曾国藩、李鸿章关系密切，曾李两人的奏疏多出自他手，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曾、李是桐城派的信奉者，同时又是能够…     

哈姆雷特的“延宕”与其王权意识

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延宕＂行为历来备受争议。哈姆雷特对于王权意识的思考为他的＂延宕＂行为的合理化提供了一定的理由。作为一位受过人文主义熏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思辨能力的王子,哈姆雷特的＂延宕＂固然少不了自身性格原因,更源于他作为丹麦王子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及他承担着的传承王权的责任。     

《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纪实——记1962年广州会议》一书出版

１９６２年元月中旬至２月初 ,国家科委和文化部、全国剧协分别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剧作座谈会” ,这两会又一起解决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因而统称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主持召开广州会议的周恩来、陈毅、聂荣臻同志坚持了对知识分子正确的认识和政策 ,使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广州会议是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广州召开的最具影响的全国性重要会议。今年是广州知识分子会议４０周年 ,广州出版社出版了由黄菘华主编的《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纪实———记１９６２年广州会议》一书 ,作为纪念。该书的编著者志…     

张泌

张泌,五代前蜀词人,《花间集》列于牛峤、毛文锡之间,可见年辈较高,称张舍人。从其《江城子》有“浣花溪上见卿卿”句看,他少年与邻家女发生爱情即在成都浣花溪上,可知他为成都人,或祖籍外地而成长于成都。后来,南唐复有与前蜀词人张泌同姓名者二:一为常州人,官至内史舍人;一为淮南人,为句容县尉。过去词论者多将三人混为一人,胡适对此曾有辩析:“……《花间集》集结于940年,其时南唐建国,不及四年;后主嗣位在961     

20世纪末期中国学术和政治的一种特殊关系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往往有浓郁的政治情结。这种难以摆脱的政治情结强烈地制约着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李泽厚在和刘再复的对谈中虽然提出“把政治与艺术明确划分为二元,很有好处”,但是,他(们)却做不到。刘再复从1984年5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到1986年7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性格组合论》,很快就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执牛耳的风云人物。在《性格组合论》中,刘再复认为:“在反对斯宾诺莎的机械论时,黑格尔的巨大贡献,正是阐明了这种正确的辩证内容,道破偶然性就是双向可能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正是统一在…     

“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谈巴金《死去的太阳》中的吴养清

<正> 《死去的太阳》是巴金继《灭亡》之后写的第二部中篇小说。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吴养清尽管不如《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丰满,但在巴金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序列中还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者曾说,他的这部以五卅事件为题材的小说,是要“写一个小资产阶级在这事件中的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段故事。如果读者觉得我底英雄有点幼稚、滑稽,那么请他明白小资产阶级大半是这样的。”(巴金《死去的太阳》序)由于作者真实地刻画描写了吴养清在五卅事件中的思想面貌,就使我们通过他看到了二十年代中国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面影。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要了解那个历史情境中某些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要了解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历程,这本小说还是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的。     

无家可归的孤魂——试论鲁迅的精神心理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旧家庭的叛逆者。他渴望着理想与光明,但由于来自旧的营垒,又难以摆脱旧的文化传统与伦理感情的联系。他既背叛了旧的传统,又不属于新的时代。他"在"而不"属于"两个时代,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在现代作家中,他的思想性格最为丰富复杂、精神心理最为痛苦和孤独。鲁迅笔下叙述者"我"作为叛逆知识分子与作者本人在精神性格上构成了一种异形同构的关系,叛逆知识分子的反叛与妥协、决绝与眷念、绝望与抗争的思想和心理矛盾无疑是鲁迅的精神自叙传。     

“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意义探讨

吴用是《水浒传》中的线索式人物,是众人物的灵魂。作者在对他的塑造上注重其性格的双重性、矛盾性,即美丑的对立统一,赋予他平民、凡俗的色彩。因此吴用的形象不同于诸葛亮的高大全形象,他性格上的“不可爱”、缺陷正反映了真实的人性,他的形象是真实可感的。这正是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价值所在。     

《南柯记》《邯郸记》思想倾向辨

《临川四梦》(即《牡丹亭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是我国明代戏曲大师汤显祖的主要作品。其中《牡丹亭还魂记》作为他的代表作,其进步的思想意义及高度的艺术价值,得到广泛的承认。但《四梦》中的另外三部剧作,尤其是对,《南柯记》、《邯郸记》二剧,多年来一直为评论界毁贬。长期以来,《南柯     

谭嗣同思维方法悲剧论

<正>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和伟大的改革先驱。在政治舞台上他曾以英勇的举动和非凡的气魄,演出了一幕“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历史悲剧;在理论思维中他则以极其庞杂而充满矛盾的哲学世界观,抽象地反映了晚生而早熟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急于“冲决网罗”而又“未尝冲决网罗”的矛盾性格。谭氏以《仁学》为代表的思想体系是把中学与西学、宗教与科学、唯心论与唯物论、相对主义与辩证法熔为一炉,反映了当时还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在阶级性格、精神面貌、社会实践诸方面的矛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思维方法作参照,重新反思谭嗣同理论思维中的时代光辉和历史教训,能够为我们提供某些新的启迪。     

论唐明皇故事传奇书写的秘闻化、艳情化态势

帝王故事的传奇书写是我国古代小说、戏曲的重要表现题材。唐明皇是个传奇帝王,其故事包括后妃故事、君臣故事、好道故事、梨园故事等四类内容,其中尤以唐明皇杨贵妃故事最为知名。起于晚唐五代的笔记杂录、盛行于宋元小说戏曲中的唐明皇后妃故事,关注宫闱秘事,附会安杨私通,编织唐明皇情史,渲染后宫行乐,乃至意淫杨妃,表现出鲜明的秘闻化、艳情化写作态势,在《开元天宝遗事》《杨太真外传》《骊山记》《温泉记》《梅妃传》《天宝遗事诸宫调》中表现突出,有力地推进了唐明皇故事的传奇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