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白沙与湛甘泉哲学的师承关系——兼与陈来先生商榷

本文阐述了陈白沙“自得”说与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的师承关系 ,并对陈来先生关于白沙与王阳明、白沙与甘泉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提出商榷 ,认为 ,只有甘泉学才是白沙学的真传。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真正师承和发扬光大了白沙学说 ,并真正奠定了江门学派在明代心学中的重要地位。     

谭嗣同哲学的内在理路

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之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对封建名教（三纲五常）之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之黑暗性、残酷性、欺骗性的揭露和批判;二是直接用以批判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三是为反封建名教、提倡人之自主、平等确立理论根据,即建立一种哲学。谭嗣同所建立的哲学,就思辨逻辑讲,主要体现在对于“以太”、“仁”、“心力”这三个范畴的证明,故下面我们对谭嗣同哲学的阐述,也就重在揭示他如何证明这三个范畴。一 谭嗣同所建立的哲学,就体系的逻辑环节而论,是将“以太”作为最高范畴。“以太”是西方十九世纪流行的…     

试论陈白沙的孝母实践及时人的看法——以成化十九年《乞终养疏》事件为中心

成化十九年陈白沙上《乞终养疏》,向皇帝乞求归乡养母,在当时朝野上下备受关注。这一事件呈现了不同的面向,我们可以看到,陈白沙的孝道不仅是一种行为实践,还是一种本乎心的至高价值追求。陈白沙作为明代理学转入心学的关键人物,一方面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都很谨慎对待白沙的学说,但他们却对白沙孝母的实践没有异议,皇帝甚至授官以示嘉赏。这也就意味着白沙的孝道能够超越学派之争,具有更高价值的意义和追求;另一方面,白沙以心孝为特点的忠孝类型,能够很好帮助因仕宦而难以奉养双亲的士大夫安顿情感,因此他的孝母实践备受务实精干、专管军政的外派儒学官僚的支持和理解。     

主体面向与学术分野——王阳明不说起陈白沙的原因探析

宋明理学史上,王阳明与陈白沙二人学术思想相近,但阳明从不说起白沙.本文认为,陈、王二人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分歧.阳明因结交白沙弟子湛若水,得闻白沙的"自得之学",这对阳明产生了极大的激励和影响,这是白沙的先行之功对阳明最重要的影响,也是白沙开启明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白沙与阳明并无二致,完全可以称为一脉相承.但由于哲学家的主体性面向的差异,或者说,由于不同现实关怀的差异,根本上决定了阳明学与白沙学的分歧.     

从资本逻辑回归生命逻辑：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内在理路

马克思最伟大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都与“生产”相关,马克思极其重视生产问题。他关注生产的现实困境,指出生产异化事实,即生产制造大量贫穷、生产成为外在工具、生产成为动物式生产、生产成为与自然对立式的生产。生产异化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大行其道。资本逻辑的本性就在于资本增殖,必然使生产成为追逐利益的工具,加剧人与人的矛盾,制造人与自身的分离;资本逻辑是一种唯欲望的逻辑,必然将生产变为动物式生产;资本逻辑是一种物化逻辑,拜物教式的思维方式必然将生产视为商品的不断累计;资本的逻辑是一种反自然的逻辑,必然造成生产与自然的对立。走出资本宰制的困境,需要回归真正的生产,即生产回归生命、生产回归需要、生产回归创造、生产回归审美,在生产中实现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论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

钱穆一生的学问宗主,是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其治学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钱穆毕生坚持的治学路径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这与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知与评价有关.钱穆治学的逻辑方法,是“推寻与会通”.所谓“推寻”,就是寻求新知,发现问题;所谓“会通”,就是贯通事理,解答问题.钱穆探寻学问的重心,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前进的趋向,而是“人生的内在面”,也就是余英时说的为中国人招“魂”.钱穆一向认为,学问关键处是“察”历史之“变”.他反复告诫学生,要区别大变与小变,善于从历史进程各时期的变动中,寻求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从“变”中看传统、精神、力量、生命、个性.钱穆曾多次对学生论及专业训练的“出入”、“功力与智慧”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含了古人的治学经验,更是自己的“做学问的方法论”.其要点是“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总之,概括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就是“探人生文化真谛,为千年故国招魂”.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     

得理至善:朱熹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理路

朱熹所理解并着力构建的理想政治,是包括表现为“君权至上”秩序的天理根源之善、以德治方式体现的政治本质之善、在主体德性保障下的形式之善以及“经世致用”的功能(结果)之善等多个方面的“善”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涉及理学义理的精微阐释,也有对“合意的”现实政治事务的逐一铺排.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朱熹伦理政治使得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体系更加完备,内涵更加丰富,思辨更显精致,得以有效应对内外双重挑战,巩固儒家思想作为皇权专制制度理论基础的“一尊”地位.     

性,道,教:戴震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

将"性"尤其是人的本性提升至学术思想的理论端点,是戴震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由于人的本性天赋即具"血气心知"的本质规定性,因此,遂欲达情而无不得其平,也就既是人道又合天道.而且,由于天道自然人道必然,通过必然而实现自然正是教化的本质.以"性"为基点的性、道、教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为戴震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圣人之道"提供了思想支持,也为戴震检验和确证"圣人之道"提供了评判标准和理论依据.     

再议清末法律变革的内在理路

回复"三代"理想、昌明古法"精义"实际为清末法律变革的重要内在思虑,也是那次法律变革的重要出发点,变革的结果事实上令传统法制终丧其"体",但同时, 亦令到"野蛮"、"残忍"成为人所习用的概括"中律"的关键词.对于这一结局(或许尤其是后者),即使是对沈家本这样的法律变革的主持者而言,也是相当出乎意料的.清末法律变革由自信和期待出发而终至于"反失其故"的结局,单单这一颇有戏剧性的过程本身,便已极耐人寻味.尤其, 清末"法变"实际所遭遇的问题是"如何变"的问题, 它所触碰到的是法律的内在精神与其外在形式的协调这一法理学上的核心问题,即使时至今日, 这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

王阳明除以物喻事或理之外,其心学作为完整的世界观,依然存在如何处理自在之物的问题。理解"心外无物"命题的关键在于从存在论转化到意义论,其确切的含义是,任何事物离开人心的关照,意义得不到确认,与人的价值关系无法确立。如肯定物的独立存在,并肯定心为物之意义的条件或根源,则所谓心中之物,泛指不同意识活动中的事物。某物进入人的感知或知觉,或者人对之有情绪反应,甚至将其纳入固有的认知图式,都是纳物入心不同程度的表现。从心外之物到心中之物,是对心为万物意义显现的条件的一般把握,再借现象学的视角,对人自身所呈现的心物关系进行分析,儒家伦理即始于此种把握,而心中之物在不同的心灵之间传递,便是塑造文明的力量。     

历史书写与文本建构:唐代尚书令演变的内在理路

唐代尚书令因唐太宗曾居其位,所产生的避讳说传统在后世史籍中得以延续。高宗朝制废尚书令,似乎成为尚书令运行的内部转捩。而郭子仪因太宗故,三次辞让尚书令的故事,又进一步加固了避讳说。不过透过审视唐太宗即位前的曾任职务,臣子仅避尚书令而不避其他职务,所谓的避讳说难以立足。况且景龙年间韦巨源曾任尚书令的史实,修正了相关史籍载录的疏失,推翻了避太宗讳的旧例。延至唐末,藩帅不断追逐受封尚书令,也构建了蕴藏在职官背后的权力纷争。通过对相关史书记载的甄辨,从涉及尚书令的关联人物出发,我们在文本抽绎的过程中得以检讨传统尚书令悬疑的真正意涵,也得以解读权力图式与文本建构间的微妙变奏。     

走向生活世界:回归实践认识论理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与重建

回顾我国当代即改革开放以来的 2 0多年的认识论研究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 ,从 7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 ,认识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强势 ,通过对斯大林式的机械反映论的改造 ,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在主客二元对立的主体性认识论范式内几乎穷尽了各种可能的结论 ,可谓红红火火。从 90年代中期开始 ,认识论研究逐渐突破了以主客对立为前提的主体性认识论范式 ,开始走向生活世界 ,开始阐明生活世界的认识论意蕴 ,探索一种主客体统一的生活认识论。但是 ,这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回应和普遍接受 ;也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研究显得冷冷清清、平平淡淡。为什么会…     

回归真实需要:食品安全的经济伦理学审读

现代社会中,农业的功能和目标,不仅在于粮食增产和为二三产业提供原材料,更在于通过农产品质量的提升增进人类健康、提高其生活品质、满足其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要,并实现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检视人类追求食品安全的漫长道路,生产者需要摒弃销售至上的增长信条,消费者应当回归人的真实需要,在严格的监管制度支持下,重建食品生产的经济伦理框架。     

论先秦儒家死亡价值观的内在理路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既是儒家死亡观中的一种特殊死亡方式,又是儒家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一种生死抉择。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规定了儒家由生观死的内在理路,因此要讨论先秦儒家的死亡价值观,必须从儒家的人生价值理论谈起。社会秩序是儒家人生价值的出发点;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人生价值观的内涵;修、齐、治、平是儒家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路径;杀身成仁是儒家实现人生价值的极端取向。     

生活世界:世界观教育的真实根基

任何历史条件下的世界观教育,都在自己设定的基础和目标之外有一个最终的真实根基,这即是唯一现实的、直观的生活世界。它以不可辩驳的原初自明性、最终有效性和终极目的性将自己奠立为世界观教育的真实根基,对世界观教育发挥着既无法替代亦无法超越的决定性作用。世界观教育真实根基,显明要求一种朝向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教育,一种朝向生活世界的自觉世界观的培育。这样的世界观教育必然从生活世界出发,对世界观教育的目标设定和基础设定进行合理的调校。     

从知识论之内在主义看王阳明对良知的确证

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是其哲学的核心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在阳明心学中,"良知"是真实的、可以被确证的本体。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外在现象属于内心认识,宣称良知是外在现象存在的基础。因此,王阳明一直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备受批判。随着当代知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历史上对王阳明的批判并不准确,对现代知识论而言,它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客观真实性。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分析王阳明的良知论,并认为这一研究不但可以拓展知识论研究的历史范围,也可以挖掘良知论的现代意义。     

“心即理”的效应——兼及“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

在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念的逻辑起点,不过除此之外,“心即理”亦规定着王阳明对其他学思、事为的判断和处理,从而表现出在心学系统中的全面而绝对主宰力。这里就解经之方法、工夫之圆成、才学之成就、能力之神化四个方面考察“心即理”的效应,并特别关注此“效应”的意识形态特性。“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进一步证明了其在阳明心学体系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同时亦为检讨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识形态现象给我们以启发,从而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认知。     

视域:生活世界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胡塞尔晚年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引起了哲学家们广泛的关注,他们先后从不同的立场对其进行了阐释和改造,使其理论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在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许茨、哈贝马斯等人的贡献尤其突出.尽管他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但都不否定它是一种视域性的存在,这正是生活世界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传统世界观祛魅后的哲学家们为人类生活寻求新视域的一种尝试.     

理性建构与经验汲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内在理路

理性建构和经验汲取的交纵发展与恰当契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内在理路。一方面,改革主导者与知识分子运用逻辑思维和概念推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实践过程中学者们通过理性分析对理论内部分解并为践行者提供"可选择性空间",通过试点进行最优化选择,完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循理性发展客观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握事物本质探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汲取中国改革实践经验提供的特殊要素,通过对中国改革实践经验的提升,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