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灾异观与近代灾荒救治——以“丁戊奇荒”为中心

天人感应灾异观是中国传统灾荒观的一种."丁戊奇荒"时期,它对救灾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它使灾荒中以皇帝为中心的祈祷活动盛行.其次,它使人们在灾荒中注重"修德".作为传统的灾荒观,它在近代受到了基督教的冲击,但是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天人感应灾异观一方面可以促使皇帝重视救灾,并对安定民心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灾荒的原因在于人事以及救灾过程中祈祷和道德层面原因的重要性,最终会使人们丧失救灾的主动性.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     

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战争、土匪与政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约救灾成效因素分析——以1927-1937年河南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争频繁、土匪横行、政局动荡,灾多难广。频繁的战争耗费了大量资金,限制了救灾财力,破坏了森林、水利等防灾设施,阻断交通,延误救灾时机,造成农村生产力严重破坏,抗御灾害能力降低;土匪横行加剧了农村金融枯竭,干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导致正常救灾工作延耽;动荡的政局造成正常救灾事务无人负责,官员患得患失,不安其位,疏于开展基本水利、植树等建设性工作。     

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及其规制——以强拆为例

当前强拆事件中的公众与政府执法人员的暴力冲突,体现了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政治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而权力主体在运用权力时又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以及权利主体自身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缺乏,使得权力主体隐性逐利而侵犯到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不断通过法治教育以强化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通过完善制度法规来规范权力主体的权力运用,以确保权利主体合法利益的实现。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灾荒与社会——以临汾“丁戊奇荒”为中心之考察

本文旨在运用各类史料,对大旱灾、瘟疫、狼灾、鼠患等自然灾害加以描述,说明此次灾荒的强度,进一步揭示丁戊奇荒在临汾地区危害的严重性,及其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冲击。这次灾害导致粮价上涨,粮食奇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人口大量减少,大量女性被抛弃,被贩卖。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心不稳。     

论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以《荒人手记》为例

朱天文的作品颇受大陆读者垂睐。她的写作实践独树一帜,赓延了张爱玲苍凉的人生况味,其作品有独特的笔触和感受,在华文文学界拥趸甚多。文章从一个叙事学角度探赜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包括陌生化的叙事视角、碎片式的叙事方式、以暗喻明的隐喻手法三个方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救灾资金来源与筹募之考察——以1927-1937年河南省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救灾资金主要有政府和民间两大部分构成.就民间来说,其筹募资金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新式媒介——报刊、广播、声像制品、具有现代气息的多种游艺形式和传统的信函、面求、戏曲等方式向中外华侨、个人、社会团体、政府等进行劝募;就政府救灾资金来说,主要是通过发行公债、向银行商借、摊派、公务员捐薪助赈、救灾准备金法等方式筹集.上述资金筹募体现出明显的交互性、时代性、多样性、强制性、地域性、困难性特征.     

试论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以晚清江南义赈彩票为中心的探讨

随着舶来品吕宋票退出晚清彩票市场,其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彩票商的觊觎。江南义赈彩票得两江总督禀请,获硃批准开,享六年专利,开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之先河。江南义赈彩票虽然企图利用官方的保护实现对彩票市场的垄断,但是,其销售额度的变化也深受社会时局的影响,并最终为官办彩票所取代。     

传统文化下的道义经济——以山西票号为例

传统文化为中国古代商人创造了一个充满道义色彩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的经济伦理对商人的心理结构和商业组织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山西票号曾轰动一个多世纪,儒家伦理在票号经营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政府审计如何协调与媒体监督的关系——以救灾资金管理为例

政府审计是审计机关依法对相关单位的财务收支等进行监督。媒体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监督。两种监督方式均以寻求“公正”为价值目标,在抗震救灾资金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但两种监督方式也可能产生冲突。媒体监督由于其自身特点,如新闻自由性等对审计独立具有天然侵犯性。此外,对于经济事项的判断,政府审计与媒体监督可能会产生分歧。对救灾资金的管理,政府审计协调与媒体监督关系的途径有：尊重新闻自由与审计独立性;重视媒体对审计机关的监督权力;借助媒体减少审计工作中的阻力;审计机关应正确引导舆论、重视民意并及时处理举报线索,对可能出现的舆论危机做好预案等。     

文化遗产的生命样态——以山西介休后土庙为例

遗产有生命,其理于传承。无论汉语还是西文,遗产都有延续和传递的意思。西文之遗产(heritage)与继嗣(heritance)同根。汉语中遗有遗留的意思,而产与生同义,强调生生不息。今日之遗产事业,边界范畴骤然扩大,赋予遗产更加多元的生命现象和更为多种的生命样态,从山西介休后土庙的生成衍化可以看出遗产的形态、形式、符号、意味、价值、展示、阐释等多种再生产方式,大大超越了人们既往对遗产的认知。     

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新思路——以山西煤炭产业发展为例

煤炭资源是山西的比较优势 ,煤炭产业是山西的支柱产业。文章就山西煤炭产业如何发展 ,提出了新思路 ,即煤炭产业群之路 ;其次 ,分析了煤炭产业群的内涵与山西煤炭产业群的构成 ;再次 ,对已具备煤炭产业群形成的一些基本要素与成型的产业群的距离以及成长对策进行了分析。     

淮荒扰动与南北对立之际的郁洲——以新出《北魏尹平墓志》为中心

南朝刘宋失淮北四州,深刻影响了南北政治地理格局。《北魏尹平墓志》中的“淮荒扰动”指琅邪民王万寿以朐山降魏,由是引发了梁魏朐山之战。朐山既是南朝缘淮防线的咽喉,也是郁洲存亡之根本,故萧梁倾国来争。“郁州刺史”张稷在朐山战后,急欲再立军功,以提高其在朝廷的声望,消弭与梁武帝的隔阂,但贸然禁断郁洲与北魏的互市,纵容部曲侵陵土人,最终招致土人徐道角的刺杀。徐道角背后存在强大的士族门户,即东莞徐氏。徐氏世奉天师道,在郁洲拥有影响力,张稷之死揭示出郁洲岛上的土客矛盾。这两起看似孤立的政治事件,透露出南北对立之际,淮海族群文化的同质性,此即“淮蕃海捍,本出北豪”之谓,而“岛夷”是“淮夷”的延伸,是陆地文明走向海洋的体现。     

“火烧船厂”与政府的救灾活动——以宣统三年吉林省城大火为中心

吉林市在历史上火灾频发，宣统三年（1911年）的大火即是其中较大的一次。在这次火灾中，全城三分之二被烧，房屋被焚5万余间。此次大火给吉林省城带来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损失和深远影响以及该城在东北区域内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是无法用数字估量的。同时，此次大火的发生，政府扑救不力难辞其咎。不过灾后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积极进行多项救灾活动，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     

以学生为主体:师范英语课教学改革的探索

课堂教学改革要有全新的观念 ,确认和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让学生走上讲台 ,拓开学生一片自我舒展个性的空间 ,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清代县域视野下的禁赌问题研究——以山西高平为例

太行山腹地的高平,清代赌博之风盛行,禁赌成为社会焦点,刻石立碑作为禁赌的特殊形式,在乾隆中后期到光绪朝初期被广泛运用,禁赌碑普遍出现于各村庄的大庙之中。禁赌的主体既有地方政府又有村社组织,禁赌对象既有人又有事,两者均呈序列性特征。禁赌的适应性条例与范围亦区分层次,在实际执行中各有差异。禁赌的举措充满了人情味色彩,而村庄基层组织社会等成为最具魅力的核心主体。禁赌作为村庄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建构着属于高平地区特有的民风与秩序。重视以村庄为主体的秩序建设,使赌博失去土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禁赌问题。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分析——以山西高校为例

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很大的负面效应。山西高校的大学生在使用新媒体时存在着深度依赖新媒体环境、信息评判能力和自媒体运用水平不足、媒介道德法律素质不强等媒介素养缺失问题。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既有主观上大学生自身对媒介素养的认识不足,也有客观上学校教育缺失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高校要从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净化媒介素养培育环境和提升高校教师媒介素养三方面来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