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指物论》篇悬解

对《指物论》篇的解读,可划分为传统和西学两种诠释理路。而吊诡的是,本来截然相对的这两种诠释理路却共有一个相同的思想预设,即皆以事物诂物。这个预设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在先秦语境和《公孙龙子》文本中,物字实有两个意义:一是可感知的具体事物,二是可感知的具体事物之名称。指字的意义是指谓,但亦有广狭之别。故《指物论》篇所论的指物关系,具体分为两大类:一是具体可感的事物与其指谓之间的关系,二是此类事物的名称和其指谓之间的区分、统合关系。公孙龙的这一思想,已超越了白马论、坚白论诸论所达到的思辨高度,体现出综合和辩证的新特点。公孙龙从语言、事物和主体这三个向度来论析指物关系问题,这对现代语言哲学的相关探讨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论伍非百的正名思想

在准确区分名与实、指与物、名和谓的基础上,伍非百认为,"正名"中的"名"已经不再是具有静态特征的概念或语词,而是具有动态特征的"谓","正名"实质上就是"正谓".尽管如此,他还是明确地提出了兼名、别名二律来明确"名",以"唯谓"来实现"正谓",这对于中国名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以系统观点论自然美和自然景观

一、评对自然美的实物中心论的解释什么是自然美呢?简单说来,就是天然存在的事物之美。“天然存在”者,非人工创造之谓也。它与人工创造的东西是相对而言的。质言之,自然美是指那些自然形态的美。例如晨曦夕照、朗月清风、     

康德的“物自身”概念

文章试图澄清康德哲学中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认为康德哲学是从人的立场出发的主体性哲学,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分只是人的理性能力在认识过程中对事物的＂两个方面＂的理解。并通过对作为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认识能力来考虑的物自身的具体分析,认为物自身的概念在认识过程中具有一贯性。     

怎样确定事物发展周期的起点和终点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这一规律是事物矛盾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并具有对事物的辩证发展和内在联系带有综合性、总括性的特征.它揭示了事物自我运动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两次否定即对肯定的否定和对否定的否定;三个阶段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一般地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便呈现出一个周期.事物的肯定阶段为事物发展的一个周期的起点,,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前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后一个周期的起点.那么怎样确定周期的起点和终点呢?这是哲学教学中的一个难点.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和确定它的起点和终点:     

论公孙龙哲学的理论贡献

在<公孙龙子>中,公孙龙提出了"名"即事物的名称、事物都可指谓等主张,严格区分了指谓与指认,阐明了"唯乎其彼此"的正名标准和"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用名原则,探讨了兼名的合成规律,深入讨论了名与名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兼名的相对独立性.     

古希腊哲学的信息、系统、复杂性思想论纲

古希腊哲学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信息、系统、复杂性思想.可以将这些思想归纳为十个方面的特质:微观不变的简单性观念基础上的世界整体统一观;微观不变的简单性观念基础上的宏观可变的复杂性观念;整体性质不能简单归约为部分性质的整体涌现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界、事物演化生成的自组织性;承认世界本原具有"多样性"的复杂性观念;承认偶然性在事物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复杂性思想;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物质世界与信息世界在存在方式上的差异;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现了认识发生和认识过程的信息中介的机理;没有创新的预成论的全息理论;具有直观性和猜测性两大缺陷.     

论一阶谓

符号指谓可分为三个阶次。以个别词为主词、以表实在意义的普遍词为谓词的符号指谓为一阶指谓。一阶指谓的真假,取决于个别词所指代的对象是否在自然直观中存在,以及实在词所提供的意义在对象身上有无直观对应物。把一个实在词归给一个个别词,这就是一阶谓。一阶谓可分为对亲指的述谓和对非亲指的述谓。亲指的对象完全在直观中,其异质性自动呈现,迫使述谓加以接受,这叫直观决定述谓。可是,在对非亲指的述谓中,由于对象不在直观中或不完全在直观中,述谓所受到的直观约束是间接的和柔性的,从而易于根据有限直观素材进行主动的同质化建构,并导致异质性的减少或去除。同质化发展到极致就是概念化,其原则为述谓决定直观——概念具有颠覆直观的力量。概念化是一阶谓的痼疾。     

表达周遍的"是X是Y"格式

具有反义关系、成对互配使用的X、Y构成了一个集合,为"是X是Y"表达周遍提供了前提."是"经历了"确指肯定>凡指肯定>纯表指称"的演变过程,这使得"是X是Y"的功能性质和句法位置都发生了转变:由述谓性成分变为指称性成分,由谓语核心位置移到了主语或话题位置."是X是Y"的功能语法化引发其结构发生了语法化.表达周遍意义的"是X是Y"具有一定性和离散性,这两个特点是所有周遍性成分所共同具有的.     

研究民族特征的方法论原则

本文认为,民族形成的条件和民族的特征是互相联系的两个不同的范畴,“形成条件”(或曰“形成前提”)是作为民族产生之基础的因素,而“特征”却是表现出一个现象的独特面貌、并把该现象与其他现象区别开的因素。民族特征必须具有族体的普遍适用性,否则这个特征就不是对民族这一社会现象的正确归纳。不仅如此,民族特征还必须具有“类型区分功能”(亦可称为“对外区分功能”),即它能在民族共同体与其他类型的人们共同体之间划界;还必须具有“族体区分功能”(亦可称为“对内区分功能”),即它能在不同民族单位之间发挥区分作用。根据上述原则,作者认为,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我意识,才是构成民族共同体之内涵的因素,才揭示出每个民族不可替代的独特面貌。民族自称则是每个民族具备上述本质特征的表象和标志,民族的内婚性又是保障民族诸特征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手段和条件——这就是民族诸特征的各自功能。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消费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拓展

1兜9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由生产过剩而导致的危机, 在我们过去的解读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然而在西方学者看来,危机 主要是由财富增长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引起的。随着西 方发达国家进人到富裕社会,为了避免由财富增长所 导致的危机,必须刺激消费,使资本循环和再生产过程 得以有效地实现。正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所 说的:“刺激需求一一抢纽造和扩充市场一一就在日益增 大的程度上变成了解垄断资本主义下商业政策和政府 政策的主题。”川‘”Q7)在李斯曼看…     

方以智的“不落有无”说

方以智针对＂有＂、＂无＂这一对范畴提出了＂不落有无＂说。经过对＂半提＂与＂全提＂的批判,他在＂允中氏之则天＂、＂子思之言‘中、和’＂与＂孟子之创为‘养气、践形’之说＂三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大全提＂意义上的＂不落有无＂,从而指出＂大全提＂才是＂不落有无＂的真正内涵。方以智＂不落有无＂说的提出最终导致了其学术取向上的＂统合三教＂主张。     

试论二十年代吴宓文艺思想与批评实践

本文从吴宓二十年代文学批评实践入手,分析论述吴宓批评文体的一般特征,探讨吴宓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形成、发展状况,指出其在尝试创立体系,追求中西融通方面的贡献与不足。并在论述吴宓文艺观的基础上,分析了吴宓对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接受与改造．     

从"五族共和"到《共同纲领》

张越梳理了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所展示的民族认同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确立正确的民族观,对促进全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史研究中的社会环境视角

戴鞍钢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需注意主政官员的地位、政见和财力,他们往往对所在辖区的经济变迁影响甚大,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应进一步拓宽视野,加强对具体社会环境的历史考察。吴松弟认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研究中,由于中国领土广袤,区域情况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亦不均衡,因而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剖析,从港口-腹地入手,对于弄清中国现代化空间展开的过程、主导因素及对各区域的深刻影响,对于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区域差异性,有着重要意义。李庆新认为,区域经济史研究需要建立并完善自己学科体系与理论,除了以多元的眼光向下、面向区域外,还要走出区域,把它放在更广阔的空间加以比照,确定其区域特性和它在整体中的地位,需要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区域之间、区域外部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区城内部的作用与影响。王玉茹认为,运用经济学及相关理论来研究经济史,在于分析说明经济发展历史过程、借鉴历史经验,并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实践的研究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表明,经济学理论的日益被重视起了重要作用。     

百年讲武堂的文化品位

云南陆军讲武堂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黄埔军校,走出朱德、叶剑英、崔庸健、李范夷、武海秋等几个国家领导人和数百名将军,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邬焜信息哲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哲学？——兼评霍有光对邬焜信息哲学的质疑与双方的论争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邬焜信息哲学是当今全球化信息时代精神的精华。信息哲学创始人——中国信息哲学家邬焜教授将信息作为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之一引入哲学,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系统的信息哲学的理论体系。从2009年开始,霍有光教授对邬焜所创立的信息哲学理论进行了质疑,内容涉及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进化论、信息生产论、信息价值论等信息哲学主要理论,邬焜也予以答复和回应,陆续进行了相应的反批评。站在学术的角度上,二者的论争体现了宽广的学术胸襟和智慧,倡导了一种自由讨论和相互批评的学术氛围,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信息哲学这门新兴哲学学科的发展和进步,更有助于人们认识邬焜信息哲学是哲学发展中的根本性变革,是人类信息时代发展和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其理论特征上看,是科学性、时代性和普适性的高度统一,是信息时代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