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运河与梅尧臣诗

梅尧臣少年至老年皆有通过运河四处辗转的应举、宦游、会友、省亲等经历,还做过“监永济仓”这样的漕运官,一生中的运河行旅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宋初诗人中并不多见。他了解漕运的日常经营,其现存诗歌中有百余首关涉运河。运河行旅增加了梅诗的创作量,扩大了梅诗的创作题材,影响了梅尧臣的观察和体验,锻炼了他的诗艺。梅尧臣运河行旅诗除纪行诗、“悼亡诗”“悼子诗”、悼念友人和嫡母的诗外,还有多首深刻犀利又不乏理性评价汴河漕运的政论诗。运河对梅诗“平淡邃美”风格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运河行旅进一步促进了梅诗的散文化、口语化、议论化、讽刺化风格。梅尧臣的运河行旅诗批评了部分统治者借汴河进行的掠民和奢侈活动,他认为汴河主要是利河,他呼吁统治者厉行节俭,主张在汴京的就近位置开辟粮源,以减轻东南百姓的负担。运河行旅影响了梅尧臣作诗的观察和体验,在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运动中,运河行旅客观上使梅尧臣加快了“以文为诗”而“革故鼎新”,引起了宋诗相对有唐一代,从内容到形式和观念、审美情趣的巨变。     

论梅尧臣诗歌的平淡风格

梅尧臣是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旗手,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梅诗风格的评介却存在着重大分歧:解放后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几乎都认为梅诗的基本风格是“平淡”,但又限于体例,都未作具体的分析和论证;相反,一些关于梅诗的论文却对这种论点持否定意见。例如,朱东润先生认为:“尧臣是一位激昂慷慨的战士,把他作品的特征,归结为平淡,是和他的身份不相称的。”“他的目标是李白、杜甫、韩愈;他的志愿是手执长戈大戟,在诗壇作     

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歌风格

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北宋诗人使用杜诗典故论略

在宋代崇杜、学杜的背景下,北宋诗人作诗喜用杜诗典故。北宋初期的王禹偁是最早较多使用杜诗典故的诗人。北宋中期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部分诗人都大量使用杜诗典故,苏轼是北宋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江西诗派也普遍喜用杜诗典故,江西诗派中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是黄庭坚。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庆历党议与梅尧臣诗风的嬗变

梅尧臣的诗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党议前为清丽俊逸期,庆历党议中为激愤慨期,党议后即梅诗的晚期风格为枯淡期.梅尧臣的诗风转变和庆历党议有着极为深厚的内在联系,枯淡是梅尧臣的成熟风格.     

论梅尧臣的“平淡论”与隐逸的关系

关于梅尧臣的“平淡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梅尧臣所指的平淡之诗,是抒发闲适、隐逸情怀之诗,但不仅限于隐逸诗人所作之诗或隐选诗。平淡是梅诗的主导风格,这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共识,此观念是后人以陶渊明、韦应物之诗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梅诗平淡风格的诗学内涵,与梅尧臣本人的“平淡论”是不同层面上的论题,区分两者的不同,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梅尧臣的诗风。     

梅尧臣诗中的审丑意识——兼论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

梅尧臣诗是我国文学审丑之先声,是宋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梅诗审丑对宋诗"力避陈熟""以俗为雅"风格的创立起了奠基性质的作用,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梅尧臣诗中的审丑意识——兼论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

梅尧臣诗是我国文学审丑之先声，是宋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梅诗审丑对宋诗“力避陈熟”“以俗为雅”风格的创立起了奠基性质的作用，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诗学渊源对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的影响

在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为老健古硬而非平淡的论述前提下,分析研究了梅诗能突破唐音、独立宋调,从诗学渊源上讲,在于他选择师法的对象与前人不同,更在于他对每个对象的取舍吸收之处、取舍吸收的时间与数量也与他人不同。重点论述了梅尧臣对韩愈、杜甫的特别师法,提及了对陶渊明、韦应物、阮籍、贾岛、孟郊和《诗经》的取舍。     

江西诗派称谓浅析

大多学者认为宋代的江西诗派是指活动在江西的一大批诗人所组成的诗歌流派.即,受黄庭坚影响的若干诗人,自然形成一个群体,由于领袖和许多成员是江西人,故被称为"江西诗派".其实,江西诗派中的"江西"并非指地名,而是以地名指代人名,实指黄庭坚.因此,江西诗派是指以黄庭坚为宗主的一个诗歌流派.     

宋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上对黄庭坚的接受

宋代很多诗人在创作实践上对黄庭坚诗歌都有或多或少的接受,主要诗人有：苏门文人群中的苏轼、陈师道,同乡后学的洪刍、洪炎、徐俯、李彭、惠洪,以及受其影响的谢逸、谢蘧、饶节、汪革,南北宋之交的吕本中、陈与义、曾几,“中兴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江湖派”中的戴复古与刘克庄,他们都曾在艺术上受到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熏陶,大多数人能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这使得江西诗派的诗歌不断自我更新,更好地自立于诗坛,并不绝如缕地影响到宋代以后,直至近代的同先体诗人。     

陈师道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

陈师道一生仕途偃蹇、生活困顿,生平经历与本朝前辈诗人梅尧臣有着惊人的相似。其诗歌创作也曾受到过梅尧臣的影响,如诗中追求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审美趣味和以此为目的所采取的创作手法则直接效法梅尧臣;闭门觅句、喜好苦吟传承着梅尧臣作诗力主于勤、精雕细琢的写作特征;另外,陈诗讲究真情实感则是对梅诗核心精神的继承。     

试论黄庭坚对李白的接受

黄庭坚为江西诗派鼻祖,以宗杜为主,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李白的喜爱和欣赏,他是宋代诗人中学习李白较为突出的一位,其今存的诗、词、文中歌咏或评说李白的材料多达22条,其中词1首,诗5首,文16篇。书法家、诗人、学者身份的黄庭坚对李白的接受和继承,在整个宋代李白接受史上具有较为独特的意义。     

选择与改造:陈三立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陈三立为晚清"同光体"赣派的代表诗人,他特别景仰同乡前辈黄庭坚,以其为学习的对象,他的诗歌创作、诗论、诗评中体现出对黄庭坚诗歌选择与改造的特征,他并热心奖掖乡贤同仁,以振兴江西诗学,成为晚清诗坛接受黄庭坚诗歌的一大亮点。     

论北宋扬州诗人王令的七古

北宋扬州诗人王令在宋代作家里,颇象唐代的李贺,他们都很短命,却给后人留下了数百首以奇警创辟为特色的诗歌。钱钟书先生曾说王令“大约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王令的诗歌奇崛警迈,令人可惊可愕,当时就为人所瞩目。“年十数岁……未尝从师为辞章,即雄伟老成,人见之皆惊”。就连公认的倔强人王安石也赞誉他“卓荦可骇”,“非安石所能及”。王令的诗歌创作,在气度上与唐代韩、孟,宋代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相同。他在《还东野诗》里云:“吾于古人少所同,唯识韩家十八翁。”所以钱钟书先生说:“王逢原作诗,心摹手追,最属昌黎。”精确地指出了王令诗歌最显著的特色。而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则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宋代特有的思想文化观念和诗学认识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因为儒学复兴,宋人大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自觉以儒家道德伦理的最高标准作为精神追求,因此,宋人首先就从儒家道德伦理角度解读黄庭坚的诗歌,对黄庭坚的君子人格进行颂扬和推崇。另一方面,宋人面临唐代诗歌的成熟和完美,时时想要有所突破,建立宋诗独有的特色,于是他们又从诗歌技艺与创新的角度切入,对黄庭坚在诗歌上的成就作出评论。总之,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表现出宋代特有的诗学观念,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诗学思维方式。     

梅尧臣的诗论──兼正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之论

梅尧臣的诗论──兼正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之论［日］横山伊势雄，张寅彭译一、绪言明人胡应麟对于梅尧臣的诗有如下的评语：梅诗和平简远，淡而不枯，丽而有则，实为宋人之冠。学王右丞者梅圣俞。（《诗薮》）这段话作为梅诗的评论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是，又存在...     

黄爵滋诗学观念及其批评实践

禁烟名臣黄爵滋是一位诗文名家，同时作为京城诗会的热心组织者，被视为道光间京师诗坛的风雅盟主。出于政治身份和平生文学抱负，他论诗主张言之有物，言有关系，对性灵派浮靡轻艳的流弊痛心疾首，希望联合一批同道共同整肃诗坛。他通过作序和编纂选集，表彰那些志同道合的寒素诗人，宣传共同的诗歌观念和艺术主张，在身边团结了一批嘉道诗坛的重要诗人。他同时也是个重视古典传统，对前代诗歌有广泛阅读的诗人，其《读山谷诗评》对黄庭坚诗的细致评点，是对清初以来黄庭坚诗歌经典化历程的重要反思，值得诗学史加以关注。     

郭祥正“谪仙后身”名号由来及内涵

由梅尧臣首倡,郑獬、刘挚等人嗣响,诗人郭祥正被誉为＂李白后身＂、＂谪仙后身＂。这一名号从宋代开始便引起了巨大反响,在给郭祥正带来显赫盛名的同时,也成为历代文学批评中对郭祥正诗歌风格评价的标准。弄清这个名号的来源、内涵及发展演变问题将有助于学界对郭祥正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