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的卿族政治

春 秋时 代 是中 国 历 史 上家 国 由 合 一走 向 分 离 的大 转 折 时 期,晋 国的 卿 族 政 治是 这 一 时 期典 型 的 社 会政治现 象。其于“ 君之 ”又“ 宗之 ”旧例 在 国君 层面 遭到 破 坏之 时,通过 文 公大 分封 及 六卿 制度 的 建立 而确 立 。其不 断 发展的 结 果 是 六卿 集 团 取 代国 君 成 为 统治 系 统 的 中心 ,同 时使 源 于 国 君层 面 的 君 、宗 分 离潮 流 开 始 向卿 大 夫 以 下 各 个层面 扩展 ,最 终 使晋 国分 裂 成为 三个 具有 家 国分 离特 征 的新 型国 家 。     

历代兴衰看“德政”

中国古代"德政"是相对"暴政"而言的概念,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阶级统治的手段.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反映了"德"的重要作用."以德治国"是对古代"德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晋国公族与公室关系的变异

献公以后的晋国公族都是出自献公以上历代国君的后裔。由于他们与晋君的血缘关系早已疏远,因而在与公室的关系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他们被分封的主要依据已不是宗法血缘关系,而是同异姓贵族一样,依靠的是自己的才能和功绩。其次,他们被封爵赐邑后,就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取向。宗法关系已不再是联结公族与公室的坚固纽带。这些变异,使得晋国社会在春秋大变革的浪潮中,呈现出整体的革命性。     

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与“为政以德”的积极作用

自从儒家倡导“为政以德”宗旨以来,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大凡封建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与各级官吏能做到“为政以德”的,不仅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反之,如果封建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为政失德”,不仅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还往往加速封建王朝的衰亡。如西汉政...     

晋国与陆浑戎

晋国与陆浑戎没有姻戚关系,两者的联盟另有原因。陆浑戎之东迁,是秦国驱逐的结果,而晋惠公接纳此戎,应是其被俘求释时答允的条件。晋国安置陆浑戎,是两家联盟的前提。晋文公行贿于戎,则是联盟的必要条件。文公南下东出,无侧背之忧,与陆浑戎所处位置与态度关系甚大。可知文公称霸,即有联戎的因素在内,崤之战只是联盟协同作战的一例。     

斛律光与北齐兴衰之关系

斛律光出身于六镇勋贵,是北齐的重要大臣。斛律光家族在北齐盛极一时,其家族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北齐的存亡兴废。斛律光具有卓越的军事统领能力,其攻防并重的军事策略保障了北齐在与北周对抗中的优势地位。斛律光被杀导致斛律家族迅速陨落,成为齐、周调整战略布局的转折点。斛律光之死与齐周政权攻守转变恰好同步进行。斛律光死后在民间升格为人物神,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晋中、晋南地区形成了民间信仰。     

浅谈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

西藏从元朝开始就正式划入中国版图,西藏从此开始接受历代中央政府的管辖。通过对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的形成过程,从中更加清楚看到作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密切联系以及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到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和渗透,以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重视对晋国历史及晋国文化的研究

从本期开始,我们新辟“晋国史研究”专栏.举凡有关先晋史事,晋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史学研究成果.晋国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及其对后世影响.有关晋国史材料收集、整理、考证等内容,均可涉笔,欢迎广大作者踊跃赐稿.     

同为周后：吴、晋国家关系的源头爬梳——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论述之一

晋文公称霸中原之时,周天子周襄王称他为“叔父”。这一称谓是依据周襄王的先祖周成王与晋文公的先祖叔虞为兄弟关系所致。周襄王自降一辈而称晋文公为叔父。而黄池盟会后,周天子周敬王称呼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一文化渊源也当追溯到商末周王朝立国之前在周族部落时泰伯、仲雍长于季历的兄长名份。按辈份序列,周敬王的直系先祖周文王（姬昌）当称泰伯、仲雍为伯父。因此,周敬王省略了辈份排算的种种程序,也自降一辈地称呼泰伯王位的后世继承人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与昔日周襄王称呼晋文公为“叔父”,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政族合一、家国同构的周代宗法制社会中,这种差别的形成,完全是基于两国先祖在宗法关系上的不同地位。     

论国家制度建设与汉代兴衰的关系

汉代盛世的兴衰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吏治的清廉或腐败、人才的选拔任用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国家制度的建设。汉代盛世的出现是统治者通过逐步建立、完善一整套的国家制度,解决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等方面的问题,成功调节阶级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后得以实现的。没有相关的制度建设,不可能出现汉代的盛世。同样,汉代的衰落与它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有着必然的联系。国家制度本身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结构性弊端与缺陷是汉代由盛而衰的制度根源,而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汉政权的瓦解。     

19世吴王寿梦时期的吴、晋国家关系——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及文化互动论述之二

19世吴王寿梦接位时,吴国为楚国属国。其后,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成功瓦解了吴、楚联盟,吴始伐楚。在其时晋、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中,晋国为巩固所获取的战略利益,紧紧地拉住吴国。为此,晋国多次主持盟会,邀请吴国参加,同时让晋国集团内的其他诸国＂会吴＂。吴国在这一时期,对晋国集团组织的盟会等事务,却显得冷淡与消极。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     

论春秋中山与晋国赵氏的渊源

中山与赵,战国时互为仇敌,史有明载,故论者颇多;然而在春秋时期也曾有过密切交往,因记载杂乱,述者甚少。有鉴于此,笔者试时春秋中山与晋国赵氏之间的渊源做一探寻,谬误之处,望知者指正。 一、晋国狐氏——春秋中山的判定 长期以来,受杜预《春秋左传注》的影响,不少学者在谈论中山与鲜虞的关系时,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为中山即鲜虞在战国的延续、鲜虞即中山在春秋时的发端。并因此形成了中山没有春秋史     

宗法制在晋国的衰落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晋国的变化则尤为突出。在其内部,各种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因素急剧增长,新型的生产关系也随之出现,这一切猛烈地撞击着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本文仅从作为奴隶制社会特征之一的宗法制入手,对影响宗法制正常运行的一些封建因素作一粗浅的分析。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氏族组织发展演变而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族制系统。天子世代相传,且由嫡长子继承职位,奉祀始祖,称为大宗。嫡长子以外的其他诸子被封为诸侯,称为小宗。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庶子分封制。其实质     

浅谈＂六法＂与历代画论之间的关系

文章根据南齐人物画家谢赫所提出的古代文学艺术理论——“六法”,简述“六法”的出处、历史地位、具体含义、应用及“六法”之间的关系等论证了历史上许多以“六法”为绘画创作及评论准则的理论是对“六法”的充实、完善和发展。     

晋公室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春秋时期晋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之一

晋公室为帝喾高辛氏元妃姜嫄子后稷弃之裔,始封君为文王昌之孙、武王发庶子唐叔虞,春秋时期世系为:穆侯→文侯仇、公子成师,文侯仇→昭侯伯→孝侯平→鄂侯郄→哀侯光、晋侯缗(无后)→小子侯(先晋自此绝),公子成师→庄伯、韩万(后别为韩氏)→武公称→献公诡诸→太子申生(无后)、文公重耳、惠公夷吾、公子奚齐(无后)、卓子(无后),文公重耳→襄公讙、成公黑臀、公子雍(无后)、公子乐(无后)、公子儵(无后)、公子刘(无后),惠公夷吾→怀公圉(无后),襄公讙→灵公夷皋(无后)、公子捷→公孙谈→悼公周、扬干(无后)→平公彪、公子慭(奔卫,无后)→昭公夷→顷公去疾→定公午→出公凿,成公黑臀→景公獳→厉公州蒲(无后)。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献公诡诸、太子申生、文公重耳、襄公讙、厉公州蒲、悼公周、平公彪、昭公夷、顷公去疾、定公午,献、文、襄、厉、悼、平、昭、顷、定九君可称之为晋诸公作家群体,太子申生属晋公族作家群体。     

抗战时期大后方民营工业兴衰及其与政府关系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大量民营工业迁入大后方,内迁企业通过改造、合作、出租出售、扩建及新办民营工业等方式,大后方民营工业获得了一个嵌入式发展的良机。但1942年后民营工业陷入衰退,究其原因,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从民营工业的贷款情况、税收负担以及政府对民营工业的统制三个维度对此进行了分析。战时大后方民营工业嵌入式发展的成败经验值得借鉴。     

从“郑雷卿案”看早期清鲜关系

沈馆陪臣郑雷卿欲借清廷之手惩处贪赃枉法、作恶于朝鲜的清朝译官郑命寿,却遭案情逆转,终以诬陷罪被处极刑。郑案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但却是郑命寿与朝鲜、特别是与朝鲜关西士族之间长期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审理该案过程中,清朝关注的根本问题在于朝鲜本国的军政动向和政治态度。只要案情性质无关重大军政问题,清廷则尽力依法裁决、谨慎对待。不过,在明清战争的特殊背景下,专管朝鲜事务的清朝外交官员被赋予了更多裁决权力,也是毋庸置疑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郑案的悲剧性。郑案发生后,朝鲜方面未能积极展开营救,反映了其弱国无外交的现实,但郑雷卿的忠义精神仍得到朝鲜上下的充分肯定。     

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兴衰

上帝教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意识形态,它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自始至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此问题的论证,说明了太平天国作为一项变革社会的伟大事业,其成败与其指导思想所达到的水平与程度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