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陆“命相占卜”热及其社会背景

我国大陆“命相占卜”热及其社会背景周山匿迹３０年之久的“命相占卜”，最近１０年又在大陆沉渣泛起，成为一种无处不有、无人不谈的社会奇观。一、“命相占卜”知多少在社会底层从事命相占卜的人，历来被归入江湖人一脉，为文人雅士所鄙视。尽管如此，他们在走方郎中一...     

《周易》“元亨利贞”歧解辨正

“元亨利贞”四字,在《周易》卦爻辞中出现频率最高,然而易学界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分歧也最大。明其义,一是应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找准与《周易》所用的相关意义;一是应从卦爻辞用法上考察,锁定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基本意义。“元”为“大”义,“亨”为“亨通”,“利”为“利于”,“贞”为“占卜”、“占问”。四字联用,“元亨”为句,“元”为副词,作“亨”的修饰语,表示“大通顺”、“很亨通”;“利贞”为句,“利”修饰“贞”,表示“利于占卜”。     

游走在巫、医之间——敦煌数术文献所见“天医”考论

敦煌数术文献中的“天医”较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的道教典籍与宗教活动中,由于具备疗疾治病的信仰功能,故在魏晋隋唐进一步扩展到医学与占卜数术领域。古代中国“医、巫合流”的文化特质,注定类似“天医”等信仰因子要在占卜巫术与医学间游走,成为古代不同宗教学科所共享的文化资源。     

“八卦”和《易经》新探

关于古人造“八卦”的目的,一些学者如著名的郭沫若、冯友兰、李景春、高亨等先生,都认为是用于占卜的。高亨认为:“古人为了占筮人事的吉凶,创造了六十四卦,来象征宇宙事物。”这个论断,前一句是错的,后一句是对的。占卜之说,是受了《易经》卦辞中的消极面的影响,颠倒了因果关系。我们认为,古人造“八卦”,首先是用来“象征宇宙事物”并用以传输信息的;用来占卜,则是演变出来的次生用途。     

(音戈)字考

在第二期的祖甲时代,经常可见如“戊戌卜,贞,王宾大戊,亡祸”(明藏1624)那样被称为“”的祭祀的占卜。在第四期的卜辞中还有“(1)辛酉贞,大乙一牢。(2)二牢。(3)三牢(甲747=合32425)那样对祖先进行“”这样的祭祖占卜。“”字,甲骨文为或,现在诸家都根据罗振玉的解释把此字释为“”。本人在释字上也根据此说。本文将字在各个时期中使用的情况作了系统整理,并试考证其字义。     

杨益的风水文化观及其实践

杨益的风水文化观及其实践万陆英国著名科技史作家李约瑟博士早有论断：“堪舆术在各种占卜术中，是最深植于中国各代文化中的”。“风水又与占卜不同，从罗盘的发明，可以认识风水的重要性。……在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如它提出植树木和竹林以防风，强调流...     

甲骨占卜时间的选择倾向

民间有"六戊日不占"的说法,说明占卜时间具有选择性。商代甲骨卜辞忠实地记录了殷商王室、贵族和宗室的占卜情况。这种占卜文化与《诗经》《尚书》《左传》《周礼》等记载的先秦占卜文化是一脉相传的。先秦传世文献有占卜时间选择的记载,卜辞亦有大量选择祭祀时间的卜辞,却未见选择占卜时间的卜辞,但在六个"癸日"占卜是一个普遍现象。商代的占卜时间的选择是随机的,还是有规律性和倾向性的,这都得我们思考。论文充分利用香港中文大学《汉达文库》数据资源,全面调查卜辞前辞时间,从而判断殷商时期的占卜时间选择是否具有倾向性。我们认为,商代甲骨占卜对时间选择具有一定倾向性,民间占卜时间的选择倾向性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中国叙事传统溯源--占卜与商周时代的卜辞、卦爻辞

当人类拥有了语言,人类就开始了口头叙事;当文字出现后、发展到一定时期,人类就有了早期的文本叙事。这里所谓的“叙事”即“有秩序的记述”。中国文字最早的“有秩序的记述”应该算是与占卜有关的殷商甲骨卜辞和周代《易经》中的卦爻辞。本文论述了卜辞、卦爻辞产生的背景:原始思维与占卜活动;卜辞、卦爻辞中具有的叙事因素;卜辞、卦爻辞体系的形成对后代叙事在整体性、隐喻性、趋利避害的指导性三方面产生的影响。     

从甲骨文看“商妇”在商王朝的作用

商王朝的“妇”,是商王朝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姑且称之为“商妇”。“商妇”包括王妇、子妇、诸侯妇、大臣妇,有一些是商王的亲属。她们可作为主帅,统帅将士,参与战争,参加祭祀与占卜,参加农业活动,深得商王的关心,在商王朝起着重大作用。     

殷墟花东H3卜辞中的“王”是小乙——从卜辞中的人名“丁”谈起

花东H3卜辞中的“■”为丁,是日名,有的是生者,有的是死者,活着的丁是尚未即位的武丁,卜辞中的王是小乙,H3卜辞的占卜主体应在小乙时代。     

厉神占梦与《惜诵》中两“曰”字的人称归属

《惜诵》中厉神占梦一节,连用了两个“曰”字,其原因何在?参考《离骚》中的灵氛占卜与《诗经·小雅》之《斯干》《无羊》的占梦,结合上古“习卜”的礼俗,并由《包山楚简》《望山楚简》等出土材料考察楚国的占卜方式,可以推知:厉神占梦的过程分为首卜与习卜两次,故而其占辞也就分为两部分,两“曰”字便是占梦者两次占辞的分别引起之词。由此亦可就原诗之相关内容作重新解读。     

论《左传》中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之消长

《左传》以其张扬的理性精神,昭示着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卜筮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左传》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存的产物。本文从《左传》文本中出现的大量卜筮现象入手,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彼此的消长情况。《左传》中记载的卜筮现象,正说明史官文化最终覆盖了巫官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从商周之际思想的转换看《易经》的道德观

《易经》的成书,既是筮法发展的必然,更是商周之际道德发展的必然。商周交替的时代思潮促使道德的诞生,使人们于注意天命之外更看重个人德行的价值与意义;表现在《易经》卦爻辞的撰系中,则是其中表现出的"轻天命、重人事"的思想倾向,是周人道德自觉的产物;而《易经》中的"君子"形象则更体现了周人对于贵族道德规范的构建。     

论曹植神仙方术观的分期与特征

学界基本是以曹丕称帝为界,把曹植的神仙方术观分前后两个时期分析,这是不准确的。以216年为界,以192年—216年为前期,217年—232年为后期,曹植前期对神仙方术等问题的观点基本是对外表现出反对或否定的态度,同时又在文化层面上对此社会文化思潮认可。后期因个人人生的巨变,各具特征,从前期隐性层面的认可转变为显性层面的归依与创作实践,两个时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体系。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     

从《归藏》发展到《周易》的启示

以总结商代人思想认识为主的《归藏》 ,以坤卦为主 ,《道德经》保留了《归藏》的微言大义 ,加以发挥。而《周易》改为以乾卦为首 ,确立了天地之间的主次关系 ,从而使人在思想认识上从静到动 ,从自然到社会 ,产生了一次大的飞跃 ,并形成了后世的学术繁荣和大一统局面 ,可比类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飞跃。     

《尚书中候》题意考

作为谶纬文献之一种的《尚书中候》,前贤对其题意解释众说纷纭。对谶纬文献整体考察可见,章太炎“中候为官名”说尚可商榷,而其意略近今之“内证”、“内涵”之类。     

抓紧甲骨文的基础整理工作——着手于新世纪的甲骨学研究

甲骨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这方面尚有待进一步拓宽领域 ,健全体系 ,增加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当前专业工作者应充分利用出土甲骨资料来深化展开各种基础性的整理工作。要继续着重进行文字的释读工作 ,逐步建立建全各项语言文字数据库 ;要继续重视甲骨分期工作 ,严密量化卜辞的分类整理 ;要分别对甲骨刻辞的内容进行系列的排谱整理 ,多角度、多侧面地揭示其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内涵 ;要集中对各类占卜遗物进行全面整理 ,深入考究当时的卜法系统、卜筮制度以及有关数术文化的内涵。     

李道平疏文中的易学思想

自清代乾嘉以来,沉寂已久的汉代象数学得以再次勃兴。在此易学学术语境下,李道平明确提出＂言象数而义理在其中＂的易学观,推尊汉代象数的治《易》之法。为追本溯源,李道平作《易筮遗占》一卷,对《左传》《国语》中的十六则筮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亦对＂之八＂、＂皆八＂等三则疑难筮例明抒其见。因汉儒《易》注有赖李鼎祚《周易集解》而留存,李氏又作《纂疏》以疏通、彰明之。其疏文除诠解汉易旧说、考辨字义文意外,又参以己意。其中二百余条＂愚案＂疏文,充分反映了李道平本人的易学识见。约言之,其＂愚案＂内容不外发挥汉易、引证字义、阐发义理和兼采宋学四端。总体而言,李氏《纂疏》虽偶有失当处,但毕竟瑕不掩瑜。迄今为止,此书仍为学者入门汉易乃至研习易学之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