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亲属拒绝作证问题浅析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部分近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的权利,但是对于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却没有规定。近亲属拒绝作证权不仅具有＂亲亲相隐＂历史传统的文化支撑,而且为域外法治发达国家普遍规定;不仅有利于家庭伦理关系的维护,更有利于彰显＂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因此,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现行立法规定及域外立法经验,科学地构建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之证明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多是依靠作为＂受害人＂的控方收集的言词性证据。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证明需要保护被告人的质证权,控方证人需要出庭作证,警察需要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标准相对较低,对证据的认识不同于司法机关。辩护人妨害作证的判断应该以律师执业标准为准绳,律师向被告人披露相关证据不构成妨害作证。     

“父子相隐”重新解读及法律启示——评亲属作证义务豁免的法理根据

《论语》＂父子相隐＂所讨论的仅仅是父子之间互不告发攘羊的问题,其隐含的最多只是＂近亲属之间互不主动告发一般犯罪行为符合情理＂的规范,而非＂特定亲属可以不向合法官方机构提供近亲属任何（严重）犯罪行为的证据＂,所以不能简单将其作为＂特定亲属作证义务豁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思想渊源和法理根据。     

论刑事拒绝作证特权中的利益衡量

拒绝作证作为一项特权,是在刑事诉讼中查明案情、追求实体真实的需要和另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法律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协调。本文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拒绝作证恃权中的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构建我国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理性思考

我国古代就一直存在证人基于一定亲属关系可拒绝作证的法律制度,现代国外许多国家也有证人在涉及自身利益、家庭关系、职业秘密、公共利益四种情形下享有拒证权的法律规定,而我国现行立法却否定证人享有拒证权。构建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习惯和法的最大价值追求,也有利于特定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结合我国国情,证人在自己有受刑事追诉危险、特定身份关系和特定职业关系时可享有拒证权,但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在特定情形下会丧失或被取消。     

作证豁免制度的价值及其建构

作证豁免在获取某些特殊重大犯罪案件关键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代替的价值;作证豁免不同于诱供,具有正当性,该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参考样本,并与现行法律发展的趋势相契合,具有可行性;作证豁免制度包括了“污点证人”的不起诉制度和对“污点证人”的保护制度等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应当采行分散式立法模式,在起诉程序、证据制度等中分别规定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内容;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应当先由各地的司法机关部门开展改革试验,并由立法机关在较为成熟的时期推进作证豁免的制度化.     

被打折的权利——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现状与反思

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是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赋予并保障会见权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羁押场所进行有效监督的手段,而且不会影响诉讼进行。国际准则和域外规则关于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内容较为丰富,能够给我国提供借鉴。目前,我国亲属会见权只有行政法规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予以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成年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基本没有落实,未成年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将来应当以正式立法明确赋予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通过《刑事诉讼法》或《看守所法》的方式,把亲属会见权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并对这种权利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探析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是现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的重要制度。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我国应借鉴这一先进的司法制度,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作证豁免制度,以便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我国建立的污点证人作证制度应选择的作证豁免类型是罪行豁免,应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是否对证人实行豁免,应建立相应的证人保护机制、惩戒机制等相关制度。     

构建新型的刑事诉讼关建证人作证制度

无论英美法系或是大陆法系,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均是被运用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证据。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然而,我国现行的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缺陷,导致证人出庭率低,证人即使出庭作证,证言也得不到充分质证,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证明作用,直接影响了法官查明案件真相,最终损害了司法正义。本文从证人制度的现实缺陷人手,认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公法上的义务,是直接言词原则、诉讼公正原则、诉讼效益原则的必然要求,并参考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例,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构建新型的关键证人作证制度,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略论证人拒绝作证的成因与对策

在三大诉讼中,证人和证人证言对查清案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功能。但在法律实践中,由于历史、社会和制度不完善等诸多原因,导致证人拒绝作证是常态,而证人作证,尤其是出庭作证成例外。证人拒绝作证有时会导致整个诉讼制度无法运作,法律正义无法实现,但有时强迫证人作证则同样会失去公平。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国外有关证人作证立法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相应的法律,从法律制度上防范证人拒绝作证。     

被追诉者近亲属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完善

我国被追诉者近亲属权利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实际上,被追诉者近亲属权利保护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应当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认真对待。新刑事诉讼法在被追诉者近亲属保护上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仍然存在明显不足。未来应当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围绕被追诉者近亲属的探视权、拒证特权等关键权利进行改革和完善。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亦是如此。我国刑诉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通过对亲属免证权的考察,指出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在比较借鉴域外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关于亲属免证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对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提出见解。     

论我国《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中的“农业生产者”

我国《反垄断法》第56条对农业生产者的联合行为进行了豁免,这虽为我国的反垄断豁免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却未能对农业生产者的内涵给予明确的界定。我国的立法与实践的界定路径因其自身的不足不能满足《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需要,美国的立法及判例经验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但我国的国情又需要我们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去探讨我国《反垄断法》语境下的农业生产者的含义。     

我国对外贸易反垄断豁免失当性分析及其完善

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规定的对外贸易豁免包括进口豁免和出口豁免。进口卡特尔豁免的基础系竞争者保护优先于竞争保护,其不利于我国当前及未来进口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并有可能违反WTO国民待遇原则,应予以禁止适用。我国出口的卡特尔豁免规定虽具一定合理性,但必须对其中的“正当利益”豁免要件进行限缩性解释,防止对此条款的滥用并引起不必要的损害。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航空公司合并的反垄断法研究

近些年航空公司的合并行为愈加频繁,航空公司的合并行为是否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需要综合其合并效果及其是否可以获得豁免等来决定,文章中将中国《反垄断法》对航空公司合并这一行为的效果评价标准、豁免制度及域外适用的具体规定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航空公司合并的法律规定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中国对航空公司合并法律规定存在操作性不强、对相关市场和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的缺陷,提出了完善航空公司合并涉及的相关市场界定和关于航空公司合并的豁免制度。     

论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

我国<保险法>第17条、18条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但未规定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文章认为,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可致投保人撤销权之发生、保险人责任免除权之丧失和投保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成立,以及投保人所受损失、所失利益之赔偿和过失相抵等法律效果.     

垄断协议认定权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垄断协议认定具有公法性处理与私法性救济二重属性。我国《反垄断法》仅从公法性处理的角度进行了规定,但垄断协议本身具有的平等主体间可以设定民事权利义务的民商事协议性质,必然产生《反垄断法》与《合同法》、《仲裁法》等私法救济性法律的关系问题,也会产生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裁判机构的关系问题,进而言之,是行政执法权与法律适用权之间的合理有效配置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现阶段,垄断协议认定权可以因不同启动原因而分别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裁判机构享有,而垄断协议的豁免权则应该为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行使。     

船舶物权的法律适用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对船舶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因此仍应根据《海商法》的规定来确定船舶物权的准据法。然而,《海商法》中相关的冲突规则已渐显陈旧,很多条文已经不能为现实的纠纷提供指引。本文结合新法的指导思想及国内的司法实践,对船舶所有权、留置权、以及各担保物权受偿顺序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群像展览——简论《宝砚庄》的人物塑造艺术

《宝砚庄》塑造了大时代中善良、热情、坚韧的砚乡小人物群像，有勤劳淳朴、护卫砚乡文化的普通乡民，有德艺双馨的制砚工，有独立自强的自梳女。有漂泊辛劳的昼家人，等等。该作多方位地展示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砚乡人多样、平凡的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地方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