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困境:自治与控制——以村民自治中的乡村矛盾作为分析视角

村民自治建立起来的村民委员会是中国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对于研究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无疑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本文就以村民自治中所表现出来的乡村矛盾作为分析视角,来探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困难。本文认为,乡村矛盾的本质问题在于自治与控制之间的博弈。自治与控制之所以会产生博弈关系是由于我国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的非同步性决定的。在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建构的过渡时期,自治与控制的博弈仍然会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其它自治实体顺利发展的阻碍因素。     

对村民委员会制度定位的若干思考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国村民自治的规范性文件对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定位已经不能适应村民自治实践的需要.选取村民委员会制度定位这一视角,从村民委员会职责定位、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村民自治组织内部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就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定位提出几点建议.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现代化视角下村民自治组织弱化现象分析

村民自治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处于二元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并影响到基层社会民主制度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其中农村基层民主的外源性,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和体制转换过程中主体角色错位是村民自治组织弱化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注重构建制度建设,才能加快乡村的工业化,培育社会基础机制,消除乡村间际的闭塞,为村民自治的发展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从而为村民自治组织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协调的原因及对策

村民自治是一项崭新的政治民主建设尝试,但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许多地区村民自治产生困境。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不协调就是困境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不协调的原因分析,提出若干对策,对两者关系进行正确定位。     

宪法视野中村民自治制度的立法完善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自治制度,是区别于主权自治和地方自治的基层社会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二元化权力发展的要求和结果,体现了中国宪法中国家与社会互相分权的发展趋势;落实了人民主权的宪政理念,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实践了宪法上的人权原则,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村民自治权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属性,应在宪法中明确村民自治的宪法地位与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并制定出关于村民自治的《村民自治法》。     

论法治背景下村民自治之障碍与消解

村民自治与法治作为我国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治理方式,存在着一些冲突,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法治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在治理范围上的冲突和作为“普适性知识”的国家法律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自治规范在治理内容上的冲突。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实行村民自治,我们需要收缩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存在,为村民自治提供成长的空间。同时,国家法律与自治规范需要进行双向的良性互动,以消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及其调整

文章试图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观察、分析实行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的变化、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以及对此加以调整的可能。提出 :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由上下包含变为分立对应 ,由依附型变为契约型。这种变化带来了乡政与村治难以衔接以及村委会与村党组织难以协调等新问题 ,其症结在于作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介的村委会的角色不清。要对此加以有效调整就必须改变村委会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以及职责与能力不对称的现状。     

村民自治解困视角下基层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治理与自治是一对辩证的逻辑关系,自治是治理的基础性条件,治理是自治的一种巩固性战略。针对村民自治中存在的村民委员会行政化角色困境、农村富人阶层利益化功能困境、普通村民原子化能力困境,基层政府要以治理与自治的辩证逻辑关系为理论指导,进行角色的重新定位,转变为自治服务者。基层政府要通过协同治理模式端正村民委员会的角色,通过合作治理模式引导农村富人阶层的功能,通过互动治理模式提升普通村民的能力,并对各种治理模式加以综合、灵活运用,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发展。     

村民自治制度的宪法完善与法律创新

村民自治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因而不是国家活动。据此,建议《宪法》在“总纲”中明确社会自治的地位,在“公民基本权利”中赋予公民自治权,并删除《宪法》第111条关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规定,从而合理界定村民自治的宪法地位。以《宪法》为依据,以村民自治权为逻辑起点,制定《村民自治法》,建立多元的自治模式,从而建立完备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     

村民自治中的政府与社会

一个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多元的、享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二十年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国家权力(主要指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权的界定,以及基层农村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调整,对于解决现今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探讨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的实际情况、产生乡(镇)村关系不协调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达到理想状态的措施。     

虚置与重构:村民自治的主体缺失与制度干预——以苏北黄江县为例

文章在以县域为分析单元的基础上认为,在城乡差距现状尚未根本扭转的现实下,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虚置"状态。村干部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权力日常运作缺乏农民的有效监督,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缺乏农民有效参与。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支撑的农村治理体制与变动的农村社会不相适应,村民自治制度文本与日常实践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在村民自治研究热潮冷却之后,重新回顾和反思这一制度,犹未过时。文章提出,国家制度设置应与转型期农村社会基础相适应,以政党下乡和干部下乡为主要途径,实现村干部专职化,强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力度和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着强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村民自治的法律困境与理性思考

村民自治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产生的,是农民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基层民主制度。经过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活动,村民自治存在诸多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解决:完善村民自治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及《组织法》的宣传工作;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实行村民自治,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理顺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明确细化两委职责;加强村民自治监督制度,完善民主监督的作用。     

论村民自治权利实现的困境及其法律进路

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赋予了村民诸多的自治权利,然而,村民在实现自治权利的过程中,受到乡政、乡村强势群体和其它乡村社会主体的多重干预,村民自治过程中事实的权利与法律赋予的权利差异较大。要破除实践障碍,促进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就得合理界定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中相关主体的权限范畴、培育村民的权利观念、科学设计保障权利的程序性规范。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部分乡村治理功能弱化或瘫痪,“鸟笼型村民自治”下两委关系失范;“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导致乡村关系扭曲,村民自治难以贯彻落实,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基层政府财政运转困难,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等等。对此,本文以改善乡村治理现状为目的,以重塑国家与农村社会、农民的关系和基层政府治理体制为前提,以推行乡镇自治制度和推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相结合为手段等几个方面,初步探讨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思路。     

试析国家建构过程中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建构的一个战略选择,不仅是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逻辑结果,更是保障国家稳定的必然选择。但是,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农业税的取消,村民自治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制度局限,也给村民自治带来了新的挑战。文章从大量的调研出发,归纳了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并提出了几点可操作的对策。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本质是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在传统自然村落、人民公社、村民自治和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也不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差距显著。当前,必须重塑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建设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合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