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社会资本是1990年代以后形成的、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范式,社会资本理论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当前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城市社区建设使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出现了行政化倾向,而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关注不够,城市居民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参与明显不足。为此,应该通过发展城市社区自治以及增加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最终实现城市社区自治和培育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长远目标。     

论社区自治中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自从联合国倡导世界各国关注和促进社区建设以来,社区建设已经成为理论探讨和实践安排的重要课题.由于社区是一种新近生成的社会生活形态,因而,社区的治理也具有新的特征,它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新型的社区自治形态.社区自治的基础是信任,然而,对信任的一般性认识却无法对社区自治提供支持.因而,提出了什么样的信任才能成为社区自治基础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张康之教授关于信任类型的划分为我们提供了启发.     

社区自治:繁荣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基于社区自治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分析

面对城市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文章回到社区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通过社区自治与社区社会资本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探讨在中国情境下其二者与社区建设深层次的本质关系。根据普特南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观点,社区的自治对于该社区或者社会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影响,实证研究也表明两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启示我们繁荣社区社会资本是推动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选择,真正建立和完善社区自治机制是繁荣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城市社区自治的实践与经验——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等口号和理念大行其道,并由此推动着整个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广州作为中国市民社会发育最成熟、公众参与意识最强烈的城市之一,在社区自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而天河区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更是敢为人先,很多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构建城市社区发展新型动力机制

合肥市西市区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中 ,把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环节与基础工程来抓 ,以推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和逐步自治为中心 ,采取多项有力措施 ,努力推动了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城市社区发展新型动力机制的形成。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从居民委员会到社区委员会:内源性革命与民间社会的兴起

全国社区建设运动方兴未艾 ,社区管理与社区政策成为国家政策议程优先领域。社区建设核心是深化社区体制改革 ,关键是社区组织结构—功能转变 ,目的是建构新型社区。实证研究发现 ,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社区自治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其实质是国家何时和如何光荣退出社区自治领域 ,以重构国家、市场与社区的金三角关系模式 ;城市社区建设、市场经济和民间组织发展已引发当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革命的社会影响是民间社会兴起 ,并为市民社会发展奠定社会基础。革命性质既不是单纯由上而下的推动 ,也不是纯粹由下而上的革命 ,而是社会结构转型处境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内源性革命。     

从行政管理性社区到公民自治性社——论中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转型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城市行政管理性社区治理体系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正在兴起,从而改变传统的社区制度的供给与创新模式,形成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互动的新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在有限授权和外生性自治的逻辑下,中国的社区建设始终维系着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作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变化的逻辑结果,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精髓就是要改革政府管理的体制,通过公共管理的主体多元化和公共管理手段绩效化,在政府机构内部分散权威,重新划定政府、市场及社会三者的权限和角色,从而达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有效性和社会团结的根本目标。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中国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应超越行政本位主义的运作方式,通过行政权威体系自上而下的授权和社区自下而上的增权形成参与式的管理模式,变有限的授权为普遍的授权,变外生性自治为内生性自治,把社区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合为一体,从而通过社区建设促进整个社会进步。     

对当前中国社区建设四大问题的思考

本文对当前中国社区建设中的四大问题作了新的思考:当前,中国社区的类型多样,但"中国特色"的社区还处于"行政型"社区向"自治型"社区转型的过程中,而且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行政型"社区将发挥主导作用;社区治理要淡化"行政化"倾向,探索社区服务管理创新的模式,理顺社区自治模式中的社区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居委会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居委会与驻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居委会与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面对当今中国社区文化发展的三大困境,要区分社区文化的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的关系,促进社区文化产业培育;中国城市老城区、老社区建设宜居社区,既要借鉴国外宜居社区的经验,更要从不同社区的实际出发,从"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人际关系"等维度促进社区重塑.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     

农村社区自治与社会资本培育——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因此,地方政府和农民正在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启示。本文基于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从社会资本视角解析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笔者认为,杨林桥模式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在社区自治组织之下,扩大了农民的自主参与,在增加社区公益的同时积累了村庄社会资本,从而也利于农村社区秩序的整合。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国家权力的介入与社区概念嬗变——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时期,城市基层社会在这一变动中产生激烈的动荡,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市社区建设运动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城市社区绝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中性地域社会.国家权力的介入使"社区"这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2000年之后,社区概念逐渐被政治化.社区成为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社会空间,是国家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治理单元.可见,"社区"概念在中国所经历的辉煌本土化历程是国家权力介入的结果,中国的社区建设实践更是在国家权力推动下进行的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对社区概念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嬗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对中国的社区建设实践进行反思,为社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和谐社区建设“五力”析

和谐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谐社区建设关键是要增进社区和谐力：协调居民关系，化解居民矛盾，维护社区稳定，增进和谐。提升社区服务力：完善服务设施，健全服务功能，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培育社区自治力：培育自治意识，强化自治力，完善自治制度，创新自治形式。强化社区学习力：转变学习观念，营造学习氛围，搭设学习平台，构建学习体系。锤炼社区创新力：更新思想观念，创造良好环境，培养创新人才，打造本地特色。     

论社区自治

急剧走近的“社区自治” ,既是一个热点实践问题 ,又是一个焦点理论问题。自治是一切社会组织的生命线 ;而专门机构、专政机关则是国家的根本维系。社区的出现远远早于国家 ,并将在国家消亡后长期存在下去。它是社会的物质外壳与载体 ;社会则是社区的内容和本质。社区既然属于社会范畴 ,不讲自治 ,就没有生机和活力。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和村委会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基层社区和每一个公民 ,应当以其为主要阵地 ,以“直选”为突破口 ,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全面搞好社区工作。各级政权机关 ,兼任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双重角色 ,在充分发挥其专政功能的同时 ,尤其要全力体现其高层次自治组织的管理、协调功能 ,使我国全部社区进入健康、高速、稳定发展的统一程序。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

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的关系是农村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从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的本质属性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二者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又存在着差异,因此引发了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如何协调发展的新问题.应对这一问题的主要对策是,社区建设的基本操作单位实行乡镇辖区和行政村两级社区制,建立上下联动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和多元参与的社区民主协商机制.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社区立法必要性探析

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自治组织,正逐渐取代街道居民委员会,成为城市改革的平台,城市管理的“总抓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目前全国社区建设的实践看,社区建设倍受重视。社区是社会自治组织,占据中介法律地位和行政主体地位,明确社区法律地位,加强社区立法有利于增强社区建设,实现政府公共利益目标。     

城市社区党建与城市社区自治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在城市社区自治的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城市社区自治与城市社区党建的关系,是城市社区党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对于加快推进城市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城市社区自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