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山西: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新区域

宗族研究区域由南向北转移是当前宗族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北方宗族问题历来被学界视为非典型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宗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从实体性功能组织到注重宗族的系谱性原则和归属感,再到将宗族视为一种文化、礼仪和制度.伴随着宗族概念的厘清,从事宗族社会史的研究者需要从文献和实践结合的层面重新审视北方的宗族问题.在此背景下,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已经成为研究者开展宗族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区域.     

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

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宗族的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族谱与宗族边界

族谱作为宗族的重要文献,确立并强化了宗族边界,即血缘边界、地理边界和伦理边界.血缘关系是宗族边界的天然基础,地理边界是宗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伦理边界则是宗族团结、一致对外的凝聚力依据.族谱和宗族边界不仅在宗族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试论先秦时期的宗族与宗族社会救助

宗族救助是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宗族是以九族为限,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宗族网络之中。宗族成员之间要互帮互助,扶危济困。救助的主要内容有救助贫困的族人、孤子及丧葬救助等。先秦时期的宗族救助对于加强宗族团结,维护宗族的生存与繁衍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

收养制度作为社会亲属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古代各个民族中普遍存在。由于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礼教不同,收养的目的、类型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河流域出土了大量属于古巴比伦人(Old-Babylonians)①的收养契约,通过对这些契约以及《汉穆拉比法典》中有关收养条款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一、收养契约的基本模式古巴比伦人具有很强的契约观念,收养关系发生时他们一定要签订契约,并在泥板上盖上双方的印章。如果没有签订契约,那么收养关系便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在一个案例中记载,一个那迪图(Nad…     

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以深圳龙西客家社区为例

本文结合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影响,在充分考察深圳市龙城街道龙西客家社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宗族状况的基础上,着重从宗族的习俗调整、宗族的聚居格局、宗族的经济基础和宗族的权威体系等几个方面,探讨宗族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据此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理念进行反思。     

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兼论“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以清季民国北方商镇杨柳青为个案,提出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与核心圈层,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它扩大了宗族类型研究,由此引发出圈层格局对差序格局的补充。     

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嬗变与创新

弗里德曼范式是中国宗族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在反思、批判这一理论范式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质疑了其所关注的祀产要素的核心作用,也尝试从地方化聚居、文化族谱等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宗族。本文梳理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理论流变,反思已有的研究局限,认为各类仪式性互动对宗族的构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理解中国宗族的关键要素。并从仪式入手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学术路径,旨在对当代中国宗族研究的发展和创新有所贡献。     

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

陕北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该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开发较晚,其宗族形态呈现出了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以往学界对我国的东南宗族关注较多,对北方尤其对西北的宗族关注较少。本文就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作一探讨,以期为宗族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区域个案。     

商域与宗族:杨柳青商镇形态与基础结构

商是中国传统社会既有内容.近代以降,中国的乡缘血缘宗族已衍生出市镇商域宗族,家族商号是市镇符号及宗族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