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理想·现实——读《骚》探微之一

屈原的《离骚》,自古以来多数论者认为是继《诗经》之后的绝唱,刘勰在《辩骚》中指出:“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     

《离骚》丛说

(一)《离骚》之骚为地名说前人解释《离骚》题意,颇多异说,如: 一、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传》) 二、离犹遭也。骚,忧也。(班固:(《离骚·赞序》) 三、离别也,骚愁也。(王逸:《楚辞章句》) 四、离别也,骚动也。父子离别骚动不宁,天之经也。(王(?)运:《楚辞释》) 五、离骚即《大招》所说的“劳商”,是楚国当时的一种曲名。劳商与牢骚意同,牢愁、牢骚、离骚为双叠韵,可以互相通转。(《楚辞论文集》)     

“离骚”别解

《离骚》是屈原在因谗遭谤,被排挤打击后,眼看楚国前途江河日下、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唱出的悲愤之歌。①自古及今,关于《离骚》题义,很多人作了诠释。司马迁解作“离忧”,班固解作“遭忧”,王逸解作“离别之愁思”,扬雄解作“牢骚”。现在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楚国有一种“劳商”的歌曲,“劳商”与“离骚”声音很相近,大约是同一种曲子的不同名称。《离骚》这个曲名的含义则是牢骚的意思,就是要发泄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②还有人通过对屈原故乡的考释,肯定“骚”就是诗人的故乡“蒲骚”的省称,《离骚》的正确题义是:告别了,蒲骚!③     

《离骚》的悲剧精神

诗人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离骚》,则是他悲剧生涯和悲剧精神的艺术再现,是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古、罕有伦媲的伟大悲剧抒情诗。《离骚》的悲剧特质,早就为人注意。司马迁读之,曾呜咽慨涕,“悲其志”①。严羽也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②,乃强调要把《离骚》当作悲剧作品来欣赏“妙悟”。外国学者也把《离骚》、《九章》等直名为“中国的悲歌”③。因此,从悲剧美学的角度来欣赏、研讨《离骚》,则更有利于把握作品的精神实质和魅力所在。     

《珠玉词鉴赏集》序

一、唐诗、宋词、元曲的 递交与创新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的《序言》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我国古代的诗体,其形式以句式为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略论汉赋的思想内容

<正> 兴盛于两汉文坛四百年的汉赋,是继承了《诗经》和先秦历史散文及诸子散文的传统,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散韵结合的新文体,它脱离《诗》、《骚》而独立,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因此,它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但历来对汉赋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把汉赋刊在卷首,作为文章的楷模;清代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意义在于和《宗经》篇构成互补。即既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又肯定文学必须发展变化;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评判后来文学优劣的尺度,又肯定文采之不可少。正是着眼于楚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价值,刘勰给《离骚》以至楚辞极高的评价,并与其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     

民间文学的修辞特征

古今谈文学作品如何修辞的理论文章不少,但大多偏于作家文学一方。其实民间口承文学也是多姿多采,不减于作家文学;而且追溯起来,作家文学的修辞手法,基本上源于民间文学。就连最强调作家一己之文艺匠心的陆机在《文赋》里也说过“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最讲究声律之学大谈诗歌形式美的沈约也肯定汉魏以来司马相如、曹植、王粲诸名家的作品“标新擅美,独映当时”,而“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 (《宋书谢灵运传》) “风”就是《诗经》的“十五国风”,是周代的民间文学,“骚”就是屈原《离骚》,之作所取法的楚国民间文学。     

“离骚”是“告别蒲骚”吗?

王廷洽同志《<离骚>题义新解》(以下简称《新解》)一文,对屈原《离骚》的题意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说法,认为是离别蒲骚的意思。的确,屈原作品中有“涉江”——渡过长江,“哀郢”——哀伤郢都,“怀沙”——怀念长沙,这些题目都是动宾词组,地名都取省称,但是能否依此类推,“离骚”,就是“告别蒲骚”呢?蒲骚是否就是屈原的故乡?这是需要认真考查一番的。一《新解》引用了《左传》中有关屈瑕的事迹后,得出结论说:“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想,屈原的祖先屈瑕因为在蒲骚打了大胜仗,楚王就把蒲骚封赏给他,或让他驻守在那里,或者说楚武王为了表彰屈瑕的功绩,就把他的尸体葬在蒲骚,并且建立祠庙来纪念他。……在诗人屈原看来,那里便是自己的故乡。”为了弄清事实,有必要把《左传》有关屈瑕的文字引录于下: 春,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中夜悲天问 高歌续楚辞——《聊斋》与《离骚》相较一得

《离骚》是中华民族琳琅满目的文学长廊里一座嵌满瑰宝的丰碑。其熠熠闪耀的光华,照亮着后世无数文学艺术的珍品。诚如鲁迅所说“《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极广远”。它不仅对后世诗词歌赋有影响,对小说、戏剧也同样如此。只要我们研究一下《聊斋》的艺术源流,便可发现,《离骚》对小说《聊斋》就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离骚》“灵脩”臆说

《离骚》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脩之故也。”又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又云:“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灵脩”一词,《离骚》中凡三见。王逸注谓:“灵,神也;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谕君。”(《楚辞章句》)朱熹的说法同王逸基本相似:“灵脩,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耗词以寓意于君也。”(《楚辞集注》)清代楚辞研究者亦认为:“灵,善也;脩,长也。称君为灵脩者,祝其所为善而国祚长也。”(王夫之:《楚辞通释》)“灵脩者,大夫颂其君之词,即借以为称其君之词。”(王邦采:《离骚汇     

《离骚》称“经”考辨

在“经学”盛行的两汉,《离骚》被称为“经”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在治骚领域中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认为称《离骚》为“经”始于王逸,唐五臣对“离骚经”三字加以具体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王逸称《离骚》为“经”是受到经学注释体例影响,是为了突出《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     

莫把“刘子”当刘勰——何天行《楚辞新考》谬误一例

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为了否定屈原曾作《离骚》,在引用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辨骚》、《神思》等篇之后,紧接着说: 他在另外一部著作《新论·正赏》篇中却说,“郢人为赋,託以灵均,举世而诵之,后知其 非,皆缄口而捐之,此为未知文也。”他所谓“郢人为赋,託以灵均”者,明指《离骚》赋而言。还说:“可惜刘勰没有说明原委,但从这一段话,可知《离骚》的作者虽系楚人,而必不是‘灵均’无疑。”     

“离骚”题辩

关于“离骚”的题义,自汉以来,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在《离骚赞序》中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在《楚辞章句》里道:“离,别也;骚,愁也”。而近人呢,又有把“离骚”训为“牢骚”的。究竟哪种说法妥贴,除了上述说法,是否还可再作别的解说? 对“离骚”这个诗题作如何的解释,关键在于对它们的训诂,其次还要考虑到全诗的意     

李白与屈原

文学中总是存在着一种传统,一种“根文学”,它总是规定、诱发着其后的文学创作和审美指向,犹如多种文化因素中存在着一种“根文化”一样。屈骚就是中国文学中“根文学”的原型之一。王逸《离骚经序》就曾说到后人对于屈原“莫不拟则其仪表,祖     

《离骚》之「骚」

《离骚》之「骚」郭维森《离骚》篇名的解释，古往今来已有十余种。追本溯源，最早是司马迁所云：“离骚者，犹离忧也”，之后班固释“离”为“遭”，云：“离犹遭也，明已遭忧作辞也”。今存最早的王逸注则释为：“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     

《全汉赋》前言

(一) 赋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样式,产生于战国时代,特盛于汉代,而在整个封建时代,不断有人写作,绵延不绝,向来诗、词、歌、赋并称,足见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文体之一。正因为赋特盛于汉代,是两汉四百年间的主要文学现象,故有“汉赋”的专名,以至后人把它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列,作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如清焦循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易余籥录》)近人王国维在《宋元     

试谈刘勰对离骚的态度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一千多年以前,他对文学的批评标准、对作家的评价,往往有时代的局限。马宏山同志在“《文心雕龙·辨骚》质疑”一文中(见文史哲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指出了刘勰在评价屈原和离骚时的一些局限,对于该文的许多论点我是赞同的,但也对该文中谈及的一些问题有点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向马宏山同志请教。首先,马宏山同志认为刘勰对离骚是“贬抑”的,“是把离骚放在和儒家经典对立的‘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