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盘索哩与中国鼓词因缘考

在盘索哩诸多起源论中,“中国讲唱起源说”曾一度遭学界质疑,中国讲唱文学作为“他影响源”的可能性,也只能在承认本土“巫习起源说”的既定框架内小心求证,这种定于一尊的研究模式使中国讲唱文学被囫囵围观,而作为其“细部”的鼓词以及鼓词与盘索哩的关系却被遮藏了.构成这种遮蔽的成因是复杂而动荡的,但民间口头文化记载匮乏这一现象无疑加剧了研究的难度.本研究拟从盘索哩的起源论切入,以明末遗民东浮朝鲜这一史实为中心,从根源上发掘韩国盘索哩与中国鼓词的隐性因缘,为盘索哩研究辟一新叶.     

敦煌佛教歌辞的特征及其影响

敦煌佛教歌辞是主要面向广大民众进行的佛教宣唱材料,应属于音乐文学的范畴。敦煌佛教歌辞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体式上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内容上具有鲜明的宗教宣传色彩;表现形式丰富多样;语言浅显、直白,带有一定的口语化色彩四个方面。敦煌佛教歌辞作为一种歌唱文本,对唐代及后世流行的各种讲唱文学艺术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体制形式上,敦煌佛教歌辞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借鉴和生动活泼的乐调形式;而在思想内容方面,敦煌佛教歌辞对于当时佛教思想在敦煌地区乃至中土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促进在民间的普及和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表演艺术的历史考察及现实启示

中国表演艺术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存有雅化与俗化两条界限分明又相互交叉的发展主线。两者在中国表演艺术的具体实践中又大致呈现为庙堂演艺和民间演艺的分野,这也构成了今日演艺事业与演艺产业双重格局的逻辑起点。历史经验表明:演艺事业与演艺产业协同发展的双重格局是中国表演艺术发展的未来取向;加强演艺事业与演艺产业的互动交融是中国表演艺术发展的现实路径;外来艺术是中国表演艺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表演艺术发展的文化给养。     

敦煌讲唱作品年代考三种

最近获读我国台湾省学者邱镇京先生的《敦煌变文述治》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年四月出版),深感其中有不少精辟独到之见,值得敦煌文学研究者借鉴。笔者尤感兴趣的是其中“变文著作时代之推测’一节。因为作为民间通俗文学的变文,当时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语野曲,极受轻视和排斥,文献史书记述也很少,今天要研究变文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多多依赖现存变文作品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进行考察。而要利用这些作品,又不能不首先明确它们的编写年代。如果我们能将现存的八十几种敦煌讲唱作品(也就是邱先生泛称的变文)编写年代,一一考订,技其时代先后列出个年表来,这不但有利于明白时势,而且对考察敦煌讲唱文学各个历史阶段发展衍变的轨迹,也有很大的帮助。因而这是敦煌讲唱文学研究中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花间集》的题材取向及其道教文化意蕴

我国最早的唐五代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其题材取向表现出了明显的道教文化特征。其中有以道教的神仙传说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也有直咏女神女仙的作品,还有描写女冠题材和直接表现民间拜神、祭神情景的作品。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道教文化对花间词题材内容的影响和渗透。     

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民间化倾向探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急剧变革促使中国电视文化价值出现了多元并存的总体风貌,民间化倾向就是多元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一个重要向度.在当代电视文化中,都市民间百姓遵从"日复一日"的自然时间,他们那踏实、含蓄,从容、平实、善良、热情、质朴的个性正是民间日常生活最本质的流露;红色经典剧中的民间社会与其说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不如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上已经规范化了的民间;而在戏说剧珑等一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民间真正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文章最后还分析了中国电视文化民间化的审美意义.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口承性及其文本属性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是晚唐五代时期《汉将王陵变》讲唱的写本,是对某一次特定的《汉将王陵变》讲唱的记录或抄写,也是对《汉将王陵变》讲唱传统的记录或抄写。它为探讨王陵故事在讲唱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发展演变的规律提供了可能,研究它的口承性及其与书写的互动,以及写本的文本属性,对认识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的生成与文本形态以及拓展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藏羌彝走廊民间信仰与道教文化的互融与整合

"藏羌彝走廊"内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并呈现和谐共存和睦共荣特征,是我国典型的多元文化汇集之地。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历史和民间习俗、民众心理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以民俗学视角,主要运用"对点式"观察分析法,梳理走廊中具有典型代表的藏羌彝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道教文化要素,探究道教文化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拓展藏羌彝走廊的整体文化共同特征,并就如何发挥好民间信仰文化作用,更好推进区域文化产业资源整合、维护宗教生态平衡、增强区域和国家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发展事业提出一些思考。     

中国演艺产业发展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演艺产业经过长期积累和发展,初步摆脱了靠财政补贴维持运营的被动局面,走出了演艺产业经营创新之路,特别是随着社会需要和文化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各地依托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发挥地方特色演艺品牌的辐射效应,创作和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通过设立演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原创剧目走出去等策略,搭建起集"展示、合作、交易、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同时,积极设计开发好演艺衍生产品,如演出服装的设计制作、演艺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大力提升我国演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通过完善演艺产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使我国演艺产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论点摘编

西方学者"唱盛中国"的原因剖析卢汉超撰文《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吗——再论西方"唱盛中国"》指出,西方学界"唱盛中国"学派近年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中国一直是个开放型的国家,而非长期封闭保守;其二,清朝是个文化多元的帝国,而非仅仅是满人汉化或满汉双元;其三,传统中国社会有许多理性进步因素,而非一贯愚昧落后。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华民族为适应时代变迁,试图调整自身内部机制所作的一种努力。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求历程后,才逐步产生了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以救亡图存的思路。本文试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论纲

西方发展经济学虽然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它不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指导理论 ,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以此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 ,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 ,预测中国的发展趋势。目的是建立和完善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体系。     

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民办高校发展转型

简要回顾高等教育发展观的演变过程,阐述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由以人为本的科学规模观、科学质量观、科学结构观、科学效益观和价值观共同构成的,并分析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模式,提出新形势下民办高校的转型应实现从“增长”向“发展”的转变。     

资源型城市节约资源的理论思考

目前,资源型城市过度开采资源虽然支撑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也将使其逐渐失去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特别是经济实力不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更使得资源型城市的资源面临不经济的发展困境。因此,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将节约资源放在首位,这不仅是资源型城市的现实考虑,也是资源型城市长远发展的理性选择。     

论巴赫金"丑角地形学"的生成机制

巴赫金的丑角地形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理论。丑角地形学融合了巴赫金源于狂欢化诗学的丑角理论与源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学空间理论。巴赫金理解的丑角是通过欢笑对现实进行反抗、展现人民大众“大无畏”意识的喜剧形象。文学的空间在巴赫金看来是充满观念性的主观空间。巴赫金在文学作品中挖掘丑角地形学涵义,本质上是为了再现狂欢文化的反抗意识。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以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作出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能达到的表述。20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同时也使人类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真正把握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就为我们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