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神话与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是一个非理性主义思潮颇为盛行的政治统治集团。崇信鬼神、相信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其中尤以渲染、强调“休征”和“咎征”两方面最具特色。汉赵统治集团的这种信仰倾向是匈奴文化与中原传统汉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也为十六国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传统说法增添了新的证据。     

略论后赵与两晋的关系

羯族是西晋时期众多弱小民族之一,西晋末年羯人石勒在匈奴汉国逐渐壮大并建立后赵.西晋时期,石勒尚处于起步发展时期,是众多反抗西晋力量之一,因加入匈奴汉国,成为推动西晋灭亡的重要力量.而在进攻西晋的战争中,其实力也在发展壮大,最终消灭西晋在北方势力.进入东晋后,后赵吞并前赵,统一北方,与东晋相对峙.双方皆有统一全国的愿望,但受实力所限及内部不和等因素的影响,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后赵与两晋战争不断,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在稳步进行,后赵通过招抚汉人进入政权,使得后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汉化倾向,有利于羯族的汉化,加速了后赵境内各民族的汉化与融合.     

略论慕容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慕容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教民族之一,曾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和北燕五个政权,是十六国时期建国最多的一个民族.前燕一度成为东北唯一强国,对东北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慕容鲜卑最初奉晋室为正朔,在军事上协助晋室平定叛乱;随着前燕的发展壮大,慕容儁在位时结束了对两晋的臣属关系,双方进入征战阶段.慕容鲜卑十分重视对晋人的招抚,这些晋人在慕容燕政权从建立到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交往,慕容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在北燕灭亡后,大量慕容鲜卓人融入汉族之中.     

论匈奴分裂前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匈奴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复杂多变，既有联合也有冲突。匈奴以武力降服和役使各族，还以和亲、反间、招降纳叛、扶植傀儡等手段笼络和控制各族势力以联合对付汉王朝。在匈奴长期压迫和奴役下，各民族政权对匈奴时叛时附，甚至强烈反击。     

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探析

汉文帝采取的处理与匈奴关系的策略,是冷静、理性而又得当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承认汉匈双方是“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关系;能够体恤理解匈奴的生存环境与所遇困难,必要时给予援助和支持;信守与匈奴的和亲协定,从大局出发尽力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当匈奴违约侵汉时,则组织力量进行有力回击;同时加强骑兵建设,巩固北部边防。汉文帝的上述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适应了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和政治上统一性的要求,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     

秦汉政权和匈奴的关系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二世纪,它与秦汉政权之间既有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亦有流血冲突和大规模战争,这对双方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秦汉政权与匈奴之间和战关系的演变,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秦王朝时期 在秦朝建立之前,匈奴已开始强大,常南下掠夺、骚扰。秦灭六国之时,匈奴乘中原内乱占领河套地区,打通了向中原扩张的门户。     

两晋时期各政权对将士的救恤述论

两晋时期,统治者重视对将卒的救恤。在非物质方面,统治者允许将士回家守丧尽孝,关心将士们的婚姻,放免士兵,褒赠、安葬阵亡将士,遣使者慰问将士;在物质方面,赏赐将士一些物品,重视军队的军饷问题。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对将士家属的救恤。另外,一些地方高级将领对所部士卒也进行了救恤。这些措施对于提高各政权军队战斗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略论乌桓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乌桓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它先后存在了大约四百多年.在这四百余年中,乌桓的发展、兴盛和灭亡都与中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上,中原王朝对乌桓重在安抚,其中包括设置护乌桓校尉和册封乌桓首领,乌桓也以和亲的方式与袁绍结成过军事同盟;此外,为了削弱乌桓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中原王朝也曾极力分化瓦解乌桓与其他民族的联盟关系.在经济上,乌桓与中原通过互市互通有无,这对乌桓民族的生产、生活和军事装备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军事上,未内附的乌桓部众与中原处于敌对状态,战争不断,内附的乌桓与中原虽以"和平"为主,但时有反叛事件,于是出现了乌桓与中原和战交替、和战共存的局面.正是基于乌桓与中原间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密切与深入,汉族不断外移,乌桓三次大规模内迁,最终使乌桓与中原民族错居杂处,不断融合,乌桓也同化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浅议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族与家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 ,宗族内部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 ,宗族已从组织退变为父系血亲的聚居群体。宗族瓦解 ,个体家庭作用上升     

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代表中原政权的后唐以及"十国"中的前蜀、后蜀、楚、南汉等政权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先后发生过、有时还较密切的关系.对唐宋之际这一"过渡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值得重视.本文疏理这一较少为学界关注的史实,从中亦可以看到宋王朝南方边疆民族政策之先导.     

略论柔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柔然和鲜卑都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曾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在其存在的近一个半世纪里,与当时鲜卑族建立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以及东魏重臣高欢之子高洋建立的北齐等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柔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与和交叉进行,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一方面柔然与中原王朝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柔然又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多次朝贡、和亲、归附中原政权等.柔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原王朝对柔然的赏赐以及互市等,都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柔然与中原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多次和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亲文化,佛教也由中原传入柔然.     

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     

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与民族关系

本文探讨了《后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史料中所载的南方少数民族称呼与现存的中国古代民族官印中的民族称呼之间的关系，指出从这些官印上的民族称呼可以确知这些古代民族的存在，而这些民族官印是赐与少数民族领袖的，更证明汉六朝时期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着有效的统治，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期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     

浅析汉晋时期汉文化对南中地区的影响

通过对比南中地区在汉政府开发西南夷前后的考古学文化,探讨汉晋时期南中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特征。     

论汉匈关系中的三种"故事"

在汉匈关系史上,冒顿、呼韩邪、南单于比时期与汉朝构筑了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这些模式成为三种故事,为后世汉匈处理彼此关系所因循或借鉴.故事的产生与维系需要多种条件.当条件发生变化时,汉匈会要求更改当前故事而重新选择新的故事.此时,双方均会坚持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故事.三种故事的存在使汉匈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对双方处理彼此关系起到了参考作用,同时也使得转型期汉匈关系的确立变得尤为艰难.     

《桃花源记》与两晋占田制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留给后人的杰作。文章试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陶渊明所生活年代的经济制度,并由此出发揭示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匈奴与汉朝关系的民族学解读

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观点理论去认识匈奴与西汉王朝的关系,进而就会发现,中国古代长城内外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由于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俗尚迥异,这是造成民族间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原因.在长城内外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成熟有序的经济交流互补机制尚末形成、道德价值取向和社会俗尚有较大差异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冲突和战争具有不可避免性,不以有识之士的意愿和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对三峡地区汉晋时期墓葬所出陶楼的认识

峡江地区出土的陶楼资料表明,汉晋时期三峡地区的建筑成就与周边地区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水平。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三峡地区就与落后闭塞蛮荒之地划上等号,这是由于对三峡历史知之甚少所产生的一种误解。     

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

正始玄学家的玄虚怪诞，激发了玄学内部反玄虚的思潮，该思潮与西晋重倡儒学之风相呼应，士人名教自然并重。这种风气强化了东汉以来文论求实诚、疾虚妄的倾向和尚通脱的风气，在西晋形成了追求省净和追求繁缛的两种文学倾向。西晋繁华过后，东晋冲虚玄淡的士风使得省净文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清远、恬淡、简约的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