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新论:杜丽娘的性格重塑与“游”的文化传统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经历了一场性格转变.在她转变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惊梦》一折中的“游园”部分.联系自古以来“游”的文化传统,通过对《牡丹亭》尤其是《惊梦》一折的文本分析,再考察汤显祖的至情思想,可以发现“游”的文化传统在杜丽娘的性格塑造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革命姿源的考察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在这种转化过程中,观念的转化无疑为现实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不过,观念的转变必须在传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进行。近代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接受与转变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从道不从君”和“爱国主义”这两大思想资源基础上进行的,这正是传统儒家思想中所蕴涵的革命资源。     

左脸更接近人的真实内心

中国有两句传统的谚语：“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知人知面不知心”，意思是仅从外貌和长相是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的。但是，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解读面孔》的心理学译作却颠覆了人们这一传统观念。     

随熊伟思海德格尔：读《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

熊伟先生是中国海德格尔思想研究奠基者,生平著述集于《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熊伟可不问胡塞尔,而成功交融海德格尔与华夏思想,因海德格尔是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反叛者,契合华夏非逻辑非科学的思想传统.理性主义传统是哲学主流正道：“哲学”一与科学相伴不离;二与逻辑学同根同源;三与基督教神学因缘难断.恰在视哲学为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才能理解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因华夏抒情诗歌传统,中国学人自以为和海德格尔思想相契,但谈及哲学主流,必须“从逻辑的观点看”.     

闻一多和《九歌》研究

闻一多的《九歌》研究 ,将传统“小学”考据方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认为《九歌》作为文化典籍在其流变中经历了由“神话”到“经典”、由“宗教”到“艺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从以娱神为目的的巫术礼仪 ,到礼乐教化的歌舞仪式 ,从“祭坛”到“舞台” ,从“祭仪”到“戏曲”的文化史演变过程。由闻一多《九歌》研究开辟出来的人文关怀视野和舞台美学的感悟和领会之途 ,在《九歌》和《楚辞》研究史上功不可没     

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厘清学术渊源,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视野里审视,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三是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了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四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和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尉缭子》军事用语三则

银雀山汉墓竹简《尉缭子》的发现,改变了对传世文献《尉缭子》的传统看法,为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拟对《尉缭子》一书中三个词语进行考察:围、从、废军,并对传统工具书中的一些义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略论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

考察《从文自传》之中的“身份预设”,不难发现，“乡下人”,便是沈从文对自己所作的“身份预设”。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言之，倘若说20世纪30年代《从文自传》之中的“乡下人”内涵主要是从创作层面出发，针对“城里人”而言的。那么，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则更多是为了凸显自身精神的独特性与思想的边缘性。实际上，这种凸显，恰是这一时期，沈从文对自身思想源头进行了清醒审视之后的直接结果。     

《左传》“戒色”“从礼”之妇女观

《左传》作为一部誉有“先秦叙事散文之最”的文学名著,其中不乏一些形态各异、丰富多样的女性人物。《左传》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无不本着“劝惩”的目的,或通过记述众多贪色、乱伦、淫乱者之恶行的严重危害与恶劣后果,或对妇女相关礼法的直接阐释和具体事例的宣扬,以警示后人“戒色”“从礼”。     

“气”与“能”：《新理学》与《论道》之比较研究

《新理学》之“气”与《论道》之“能”都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料”。“气”的使用弥补了《新理学》形上本体“理之无能”,“能”的自性能动则保证了《论道》之“可能界”到“个体界”的顺利过渡。“气”与“能”的使用反映出通过强化逻辑分析法而建立形上学体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逻辑意识不发达”的不足,使其形上学体系表现出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特色,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问题。     

青铜器断代与《周南·卷耳》篇——《诗经》起源时间新考

本文借鉴现代考古学的方法,以特定的青铜器器型作为定点标准,考证《诗经》中位列第三的《周南.卷耳》篇形成于殷末一周初时段。这一结果,与近年考古发现及传世文献的记录一道,形成坚实的证据网链,确证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起源时间为殷末-周初时期。     

巫术思维与《诗经·驺虞》的植物意象

历史上对《诗经.召南.驺虞》一诗的释读理解多有歧异,多数人认为该诗是对武艺高强的猎人的赞颂之辞。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大背景下,从巫术思维和动植物意象的演化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首反映古人观察植物物候与猪的发育、兴旺之关系的民间歌谣。     

从赵均刻本编目体例探窥《玉台新咏》古本之遗

本文对《玉台新咏》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包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和[作者名＋总篇数]两种格式,前者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其正文编目体例包括“题附辞后”和“题置辞前”两种格式,其中“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以及双重编目格式并存一书的现象至唐以后已属罕见。较之五云溪馆本和冯班抄本,赵均刻本更多的保留了徐陵旧本原始痕迹,当为目前最可靠的覆宋本。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从《滕王阁序》看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骈文是我国文学史上争议较大、影响较深的文体。王勃的《滕王阁序》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代表骈文的最高成就。从内容上看,《滕王阁序》拓展了骈文的艺术境界。在艺术形式上《滕王阁序》接受了六朝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在骈赋的形式上加以散文化,达到了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王勃《滕王阁序》的内容、形式及艺术境界,探讨骈文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肯定它对中国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     

《木兰诗》始于北魏平城末期京畿考

从北朝与北方少数族强敌柔然的战和关系与双方的势力消长看，从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对柔然军事斗争的情况看，再从明堂制度的变迁以及北朝只有北魏平城末期在平城南郊建成明堂的实际看，《木兰诗》都只能是始作于北魏平城末期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有关《木兰诗》若干零星问题的解读，亦有助于理解《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年代。     

《尚书正义》点校札记

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是目前最通行的《尚书》版本 ,但其中错误很多。不仅阮刻本存在着不少漏校、误校、校记选录不当、刊刻新出错讹等问题 ,用唐石经等 11种本子作参校 ,发现《四部备要》翻印本、世界书局及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等 ,也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长安为花间词始地探论

西蜀花间词派的形成,是受长安花间词创作影响的结果。长安的花间词创作,以温庭筠、裴等词人为代表,在前后长达约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花间词派,并对当时与后世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这一词派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和成就,如以情胜理的艺术精神,等等。     

初唐谏文的尚道精神

初唐谏文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国策,针对君主的决策提出异议、进行谏止乃至抨击,臣不从君的现象非常突出。进谏者将君道而不是君主奉为最高权威,体现出尚道精神。谏文依据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执经力谏,广引六经及孔子之言,以经旨为论点,且将其作为论证技巧中的核心理论支柱,尤其是首尾的引用,作用更为明显。魏徵“良臣”之论对君臣之义的探索,发展了传统的“臣道”说,诠释了尚道精神的深层内涵。     

"遁乃得通"与"终南捷径" --《周易》中的隐遁思想及其对盛唐隐逸之风的影响

<周易>这部思想巨著不仅总结了远古人们认识世界的一切哲思理念,而且还包含了丰富的古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和人文色彩.其中"与时偕行"的隐遁思想,对后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选择,特别是盛唐以退为进的隐逸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