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投入产出视角下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效应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在短期,规制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使经济承担更多的"遵循成本",但长期看,会通过"创新补偿""结构效应"等将促进经济增长.论文首先阐述了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中介、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然后构造了包含两个独立中介和一个链式中介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对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环境规制分别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三条路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区域层面,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效的路径则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部地区环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三种中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促进经济增长,其他两种中介效应不显著.     

产业结构服务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7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引入环境规制中介效应和财政分权调节作用,构建了我国产业结构服务化驱动空气质量的作用路径,并基于2015—2017年我国74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1)城市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发展,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2)高强度环境规制城市中,环境规制强度在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中有显著中介效应;(3)低强度环境规制城市中,财政分权程度放大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对环境规制强度的负向作用.     

环境规制下的西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分析了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污染排放效率提升缓慢,制约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工业规模的优化有助于改善污染排放效率,但原有技术的继续使用却导致污染排放效率降低;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间接制约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此建议西部地区实行差异性环境规制,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组合,构建可持续的环境规制制度体系。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环境规制与中国大中型企业工业生产率

首先采用DEA-like模型计算2001-2007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水平.其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环境规制与工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单位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减少一个单位,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将分别增加0.008 0、0.003 5和0.004 3.再次,从影响技术创新、改变产业结构角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生产率的影响途径.最后,提出了环境规制背景下提高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空气污染、排污权交易与区域环境质量提高

２１世纪初,中国开始探索 SO２排放权交易政策在中国的可行性,并逐步在不 同省市开展了试点工作.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省级样本,选取各省(市)被批准为国家SO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确切时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采用多期 DID 和 PSMＧDID 方法对 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第一,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工业SO２排放强度,提高了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且该结论稳健可靠; 第二,SO２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污染末端治理与生产前端管控这两种污染治理方式实现了 减排,且这些作用途径对SO２这一污染物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第三,若试点地区的政府环境 治理意愿越强,但政府实际环境治理力度越弱,则SO２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发挥出更大的减排 效应,同时高度市场化地区的大气质量改善效果更为明显.提出应加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针 对性、指向性和引导性,各试点地区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潜力.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动态调整：基于ECM模型的再考察

在定量测算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6年我国30个地区数据,运用面板协整、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考察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动态异质性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的短期波动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短期波动会产生显著影响,且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一定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2）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平均水平为0.08,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平均水平为0.174,环境规制的增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总体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但呈现区域异质性、长短期异质性特征。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能源消费结构与中国能源强度

选取中国30个省(市)2004—2015年的数据,通过构建双层嵌套CES生产函数,采用四方程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和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算分省能源偏向性程度,研究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对能源强度的作用。结果发现: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与能源强度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可由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的生产率效应与要素偏向效应所解释,当生产率效应占优,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降低能源强度,而要素偏向效应占优结果相反。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对清洁与非清洁能源强度的作用呈现非一致性,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可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对能源强度的作用。市场型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可有效实现有偏技术进步的节能作用,政府干预型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不同,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对能源强度的作用迥异,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能促进有偏技术进步节能效应的发挥。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环境效应与工业大气污染

中国正处于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时期,工业大气污染作为重点治理对象,清洁环保型技术是降污排污的重要突破点,而进口贸易作为吸收国外先进治污技术的核心渠道,带来的技术溢出是否降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值得探索。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规模—结构—技术”环境效应为传导路径,运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逐步回归法考察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全国层面上,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能够带来工业经济规模扩张效应、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效应三类环境效应,通过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技术进步显著影响工业大气污染排放;（2）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呈“正N形”特征,即随着资本品技术溢出水平不断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遵循“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阻滞自主创新”的路径,然而随着中间品技术溢出的增强,影响主导力量变化趋势为“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3）区域层面,以技术溢出均值为标准,11个省市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因经济规模效应加重了污染排放强度;其余省市的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起到了节能减排作用。针对研究结论,认为应推动工业经济规模扩张与大气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加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地扩大进口贸易的规模。     

中国区域工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

运用中国28省(市)1995—201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和DEA-SBM模型,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门槛面板模型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判断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最优选取。结果表明,东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中部环境规制与能效呈扁平U型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最优规制区间。对比当前规制力度可知,现阶段东部可在现行规制标准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中部可以考虑适度加强环境规制;西部,内蒙古等5省规制强度有待提高,贵州等省份则需谨慎对待规制强化,可以更多考虑通过技术引进与创新等手段来促进双效率的提升与改进。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就业再配置与社会福利

中国环境规制力度的逐渐加大,引发行业间与行业内的就业再配置,并进一步影响社会福利。利用2003—2017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现阶段34个工业行业未越过拐点;相较于污染行业,清洁行业的就业再配置能显著提升社会福利;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全行业、污染行业的就业再配置在环境规制与社会福利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因此,实现生态优化与社会福利提升的双赢目标,需要识别各行业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对未越过拐点的行业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也可以通过提高就业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灵活匹配来减少环境规制的社会福利代偿。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应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工业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测算考虑环境污染成本的工业绿色技术效率,进而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特征,且低于传统技术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有反向影响,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各有所长,在工业污染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若想实现环境目标的同时提高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应扩大环境规制工具库,注重多种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使用。     

环境管制与中国省际技术进步——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研究

本文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中国28个省区1991—2005年对SO2排放没有管制和SO2排放水平减少两种情形下的技术进步指数。本文的结论是：考虑环境管制后,我国省际平均技术进步增长率为0.25%,高于不考虑环境因素下的技术进步率;我国省际之间的技术进步的发展趋势是发散的,并且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推动力;SO2排放水平减少情况下移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省份数量比SO2排放没有管制情况下多,其中上海是移动最多的地区。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