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精"与"学新"之间:张穆的学术思想

生活于晚清的学人张穆因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而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学术思想的形成来看,张穆受到汉学、宋学及今文经学诸家影响,治学虽以传统的汉学考据为基本方法,但他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代表的"实学",已超出传统学术领域--经学的范畴之外,其治学中透露着强烈的学术经世的意识.张穆学术思想中的种种特点,反映了清代学术由乾嘉"学精"向晚清"学新"的过渡.     

区别"学"与"术"、"学者"与"术者"--以"术"为规范的对象

感谢"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的邀请. 对于当前存在的各种学术规范问题,笔者坚信,通过学界的不懈努力,例如今天这样的论坛,这个问题总是能够得到重视进而实质性地有所改进的.为了促进学术规范化,借助这个会议,笔者就"学"与"术"的关系发表一点看法.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王国维"为学三变”缘由探析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其独特的个性和成长经历,又使王国维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他在治学上涉及多个领域,并都卓有成就.本文主要就其治学转变的原因作一分析和探讨,通过其"为学三变”,来了解王国维的个性及学术成就.     

为学和弘道需要"诚"--试论当前学与道分离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学校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但是对一些过速改革后造成的新危机估计不足,往往在改革转换之机出现一些学术投机分子.这些投机分子不一定具备真正的学术素养和学术钻研精神,但是却打着学术的名义充当学术角色,这种情况在一般普通学校更多的存在,对国家学术的发展有极其不利影响.本文将从为学与弘道的角度对之进行剖析,并给出相应的出路.     

论"学衡派"的文化精神与学术立场

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学衡派人物大多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又因涉洋留学掌握了新式学理,能够从中西文化多角度比较的学术层面讲述维护已有文化之必要的道理.他们反对全盘西化,张扬学术民主,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取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使一直所向披靡的新派学人遇到了真正的劲敌,其文化精神与论学立场值得作一番深味.     

关学与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教育部直属的"211"大学长安大学主办的"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究会于10月7日-9日在西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韩国、巴西、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香港的70余位学者.<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社会科学辑刊>、<山东社会科学>、<唐都学刊>、<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陕西日报>等杂志和媒体也参加了会议.这次研讨会涉及的领域比前几次关学研究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有所扩展,其规模远大于前两次关学与南冥学研讨会.     

"首届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8月16～17日,由云南大学滇学研究中心发起主办的"首届滇学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江川县召开。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田欣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来自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省社科院、云南     

近代"格致学"的传播与辨义

"格致学"即"格物穷理之学"。19世纪中后期,"格致学"在内外交困的中国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中西学术连接的桥梁。此一时期,"格致学"的意义复杂多歧,其语义因时、因地、因人都有不同表达,在西学的引进者与中国的解读者之间亦存在差距。这种解读的"落差"与知识来源地的学术发展状况有关,也与知识新的落脚点的接受环境有密切关系。     

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论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作为一个用世之心綦切的英迈之士,梁启超总是处于社会思想斗争的前沿,其学术追求常常为他的政治热情所弥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横亘在其胸中的"从政"与"为学"的冲突已涣然冰释.或许是由于"从政"与"为学"这对矛盾纠缠既久而心生倦怠,或许是频年广学甄微,渐离觉迷识囿之苦,梁氏终于憧悟到学者的确应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于是,梁氏晚年将目光转向了学术研究,退居书斋,这既是为平息"从政"与"治学"这对盘绕胸中的矛盾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又分明构成他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存样态.尽管梁氏晚年对自己"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而颇多悔愧之词,但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丰富的从政经历与人生阅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它会增加其沉潜学问的深度,使他的学术历练、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他后来力主"学术独立",反对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则足微晚年的梁氏已然大大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这种"亦政亦学",正是梁氏所厕身的那个特殊时代凡名气大者势位必高的现实反映,它使梁氏的知名度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始终居高不下.     

全国首届"灾后重建与灾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5月11日,在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日来临之际,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全国首届"灾后重建与灾难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震局、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对口援建省的山东、浙江、河北等社科院和省内专家学者共230人出席了研讨会.四川省政协、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的领导同志也莅临了会议.     

学术"心病"

目前,中国学术有种种病症,诸如剽窃抄袭、掺水造假、吹捧成风、门户之见、近亲繁殖、霸权主义,等等.这些病症困扰着中国学术界,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学术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对于以上诸种病症,有识之士(如陈平原先生、贺卫方先生等)摇旗呐喊、奋力抵制.姑不论其成效如何,投石于水,曾激起几层涟漪,但有一种疾病--一种可怕的病态情绪--在青年学子间流行,却不曾引起重视,或者是对其重视不够.以研究生为主体的青年学术群体(以下简称青学群)中出现的消沉、茫然等诸种情绪,最关乎题旨者,就是对学术失去了兴趣、信心.中国自确立研究生制度以来,研究生日益成为各学术机构团体的生力军.     

"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个新阐释

许多论者将陈寅恪自己所说的"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理解为"中古之学".本文则认为"古今之学",应为延续晚清经学阵营中古文、今文之学.为证明此种观点,本文将此语置于1930年前后的学术界语境之中,具体地分析了陈寅恪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学人、学风与学术观念间的异同.     

关于学术"打磨"的思考--兼及"黄禹锡事件"和"民族感情"

一 笔者曾为一本小书进行过一场学术"打磨".其间有一些疙疙瘩瘩的想法,还有一些只有"道中人"才能体验到的苦恼.虽然事过境迁,但它们一直横亘脑际,亟待呼之欲出.如果讲出来供大家讨论,也许有助于对当前比较热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敬业活动和学术规范问题做进一步思考.     

"浙学"涵义的历史衍变

“浙学“一词,明以后即有不同之解读:刘鳞长在《浙学宗传》中所说的“浙学”概念,是指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的“心学”之流脉,而清初全祖望等人所使用的“浙学”概念,则不仅在时空上作了压缩,仅限于宋代的浙东之学,而且在内涵上也作了转换,特指浙东的事功之学与经史之学。刘鳞长把整个浙江的心学系统视为承闽中朱学而兴起“浙学”之宗传,虽含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门户之见,但却很有创见,颇具深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凸现出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更在于首次把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自己的观察视野。章学诚所说的“浙东之学”虽与刘鳞长之“浙学”概念有相通之处,但由于过重的乡土情结,而在地域观念上过于注重“浙东”而忽视“浙西”,甚至在潜意识中有“抛弃”浙西的意图。惟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闻名遐迩,故其所言不仅为后世所熟知,甚至成为研究“浙学”之“定本”,而刘鳞长在学术史上几无地位可言,故其较为宽泛的学术视野,便逐渐被后人所遗忘。     

"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杨联陞与"清华学派"

"清华学派"是基于共同文化背景及共同工作学习环境而产生共同治学情趣的一个群体,其主要特征是:"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清华学子杨联陞沐浴在这种博通与专精相结合的学术环境下,转益多师,亲炙陈寅恪、雷海宗、陶希圣、赵元任等先生的教导与督励之惠,吸收了当时史学风潮中最好的质素,走出了一条"训诂治史"的会通之路,致力于提升汉学研究水平,成为打入国际汉学界之第一人.     

齐鲁之学与齐国政治

<正> 学术是文化精神的核心,文化是学术的宽泛体现.在这种意义上,齐鲁之学实际上即指齐鲁文化.齐鲁文化发韧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战国,当时正是政治风云激烈动荡的年代,学术的际遇,国家的兴亡,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学术与政治相互影响之深钜,从中可见一斑.本文拟从齐鲁之学与齐国政治这一侧面,探讨一下两者的关系. 一、齐鲁文化的同源分合齐、鲁是西周立国之初,封邦建国,以屏周室的两个重要诸侯.太公与周公是周朝开国的两位最重要的功臣,他们参与了灭殷建国的一系列组织设计工作.对周文化、政治、经济都有重大贡献.封国后,     

"九江学派"与岭南学术传统

以"九江学派"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审视岭南学术传统,在继承、发展和批判中体现一种必要的学术接连.从经学、实学到儒学,"九江学派"的学术生命在乡土环境中获得培育,将三者合于其中,创建独特的学术思想流派,成同年间,"九江学派"以一个响亮的声音标志岭南学术的阵容鼎盛.     

创新与典范--论宋明学术之所以"造极"

中国学术发展到宋明而达高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学术创新,创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学术精神和特性.理学学术的转生担当了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学术整合方法的落实,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智慧.宋学义理解释学的开创,取代了汉学,使中国解释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学术典范的确立,标志着学术由特殊走向普遍,而形成社会的学术思潮.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的准则下,本体与工夫、哲学形上学与百姓日用之学、内圣与外王的价值"直通",而毋需价值"曲成".学术的规范性,是古代从事学术活动的一种公共道德;宋明学术的人文理性的关怀,凸显了对于价值理想和终极关切的理性解释和把握.     

不必都是"纯学术"--回应李伯重先生

近读李伯重先生的<论学术与学术标准>①,对于文中浸润的纯正学术精神以及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忧患意识,我深为感佩.惟作者所说"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我觉此问题比较复杂.如此界定"学术",可能体现了"学术"的主要精神,但终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