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

虽然"四五"天安门诗歌以江青一伙为政治批判指向,并且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表达,但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创作规范,完全符合"文革"主流文学的抒情模态,因此它没有疏离和对抗于"文革"主流文学,不能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和开端.它只是"文革"主流文学寻常的一部分.     

明代台阁词的创作风貌及其成因

台阁体是明代前期文学的主要特征 ,一般以诗文见称 ,但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词作 ,其创作队伍是以“三杨”为主的台阁大臣。从前后两个阶段来论述明代台阁词的创作风貌及其成因 ,以此表明词作为极具抒情性和审美性的文学样式是远离政治的产物。     

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明代"台阁体"盟主杨士奇诗文取向初探

杨士奇的诗文透露出很浓的台阁气息,多应制、应人之作,飒飒雅音,风格雍容平易,逶迤有度,醇实平正.他的诗歌题材较广泛,数量也多,虽然有时会因为题材相同而显出浅易单调的毛病.但总体上应该值得肯定.其文多序跋、墓志铭、墓表等应用、应酬之文,继承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关乎教化,温柔敦厚.而其散文如游记与传记,虽然数量不多,但往往能代表他散文的最高成就.杨士奇诗文的总体取向是台阁体,但其有些作品也呈现出另一种诗文气象.其实,对于杨士奇的诗文取向及台阁体,我们均应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     

张洁与"五四"女作家创作比较

"五四"和新时期是我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两个高峰.作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洁与"五四"女作家在创作姿态、创作立场、对爱情婚姻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等方面既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又有独到之处.在创作姿态上,她由"五四"时代的"逆女"变为新时期的"孝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她由"五四"女作家将爱情视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转变为对爱情与婚姻本质的思考、对人情人性和女性生命价值的探索.     

"大跃进"年代的民歌与传统民歌的比较

1958年狂飙突进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是在继承我国传统民歌、民谣创作理念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拓延和创新,并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篇章,但由于特殊时代里创作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脱离了中国诗歌的创作传统,失去了诗歌这一文艺形式应有的社会功能.     

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表现

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诗文革新十分兴盛.在诗歌方面,韩愈因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不因循守旧,从而使其创作有了个性化风格,别开诗界面目.韩愈诗歌作品风格多样,其中尤以怪怪奇奇、险奥隐晦的诗歌著称,形成了险怪奇崛的审美风格.对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深入了解韩愈诗歌的特殊风貌,而且对"怪奇"风格本身的特点研究也具有推动作用.陌生化语言的运用、新奇的意象、以文为诗三个方面是韩愈诗歌怪奇的风格的主要表现.     

明初越派文人与台阁体文学

明初越派文人对台阁体文学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台阁体作家继承了越派文人文以载道和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专注于发挥诗文歌功颂德的功能,创作了大量应制颂圣之作;越派文人文法韩欧、师崇盛唐的复古观念影响到台阁体雍容纡徐、平易正大的文风的形成;越派文人坚持台阁与山林并举,后期则偏爱台阁诗文的文学倾向,为台阁体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纲领和创作典范.     

接续"五四"精神重建新诗传统--论艾青重归诗坛与其诗歌创作

本文剖析了艾青新时期诗歌创作的精神实质和哲理倾向,突出分析了贯通其早期和晚期创作意识中的科学民主意识,并着重强调了他在新时期重返诗坛的重大意义.他的归来标志着发端于"五四"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复活,是新时期文学重续"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信号,是复活诗歌园地的一阵春风.     

后新时期诗歌症候"流行病学"论析

后新时期诗歌发展呈现出整体衰微的局面,自说自话的创作方式切断了诗歌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的联系,诗歌越来越失去阅读群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流行病学"分析方法来看,后现代主义审美诗学泛滥所形成的"三还原"、"三逃避"、"三超越"诗歌创作原则是导致它得病的"冠状病毒",而且流毒时间长,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生代"诗歌直到本世纪初的所谓"第四代"诗歌莫不如此.中国新诗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必须从抒情言志、精神家园和语言艺术三个方面标本兼治.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论"元和体"的文学思想

"元和体"是指唐代元和、长庆时期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以唱和为主的长篇律诗和以言情为主的"小碎篇章"."元和体"创作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是诗歌内容由普适性向感受性转移,诗歌功能由讽谕教化向审美娱乐转移,诗歌书写由歌唱向描摹转移,诗歌语言由典雅向通俗转移."元和体"文学思想的形成是元和时期"尚怪"的世风、文人仕途的坎坷以及言情文学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     

论明代景泰之后文学思想的转变

明初台阁文学思潮的全盛,推动的主要力量是政权。景泰之后,文学思想开始转变,也与政局有关。"土木之变"以后,台阁文学思潮失去了它的政治基础;台阁重臣的台阁文学观也已淡化,台阁文学思潮的核心人物失去了他们作为领袖的影响力。由于士人对朝政失去信心,他们的创作便也从鸣国家之盛转向了私人生活情趣的抒写。更为重要的是白沙心学的出现,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的局面,由理入心,追求心灵的本真,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真性情;在审美趣味上由典则雅正转向纯任自然的明净的美。白沙心学及其文学观念的出现,深刻而内在地影响着晚明重情的文学思潮。     

从清代诗选看诗歌选本的批评功能

选本具有衡鉴、评定的功能.选家必须在个人审美偏好与诗坛风尚、在文学与政治的互动中找到最佳平衡点,所编定的选本才能起到树立权威诗人、确定经典诗歌的作用.优秀的诗歌选本从实践层面上将选家的诗学观念具体化,并与诗文评、诗文创作等一起,构建选家的诗学体系.清代诗歌选家编定选本的最终目标的是影响时代风会,扭转诗歌地位下滑的局面.在清理古代诗歌的同时,一些选家也编定了大量"当代"选本,这表明选家有意识地将"当下"的诗歌创作纳入诗史传统之中,为"当下"文学的存在、发展寻找最恰当的逻辑理路和文化支撑.     

"转过身来"的"韦护"——论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

晚年丁玲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鼓吹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导致了对杂文创作的重视.在内容层面上,其杂文创作以"反封建"为其思想线索,以社会问题和文艺界问题为言说重点,大胆揭发问题、针砭时弊;在形式层面上,则通过采用"谈话"式的自然语调和"谈话"式的直白语言,自觉追求"劲捷直白"的风格,较好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继承"五四"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传统,表现出了直面现实、干预现实的"韦护精神".     

李白"清真"诗风探源

从诗风和审美范畴来看,李白诗歌存在壮美和柔美两个方面.属于柔美的一面大致可以概括为"清真","清真"是构成李白诗总体风貌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李白诗歌创作及审美观念中的"清真"与庄子美学、魏晋玄学及以二谢为代表的南朝诗人有着相当明显的传承关系,同时又有其独特之处.从创作实际看,李白之"清真"表现了他对自然清境的悉心体悟和把握及其与山水的契合融通,也从男一侧面体现了他既超尘拔俗又热烈执著的人生品格.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柏梁体"与"歌行体"的形成

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七言歌行继承了初唐同类体裁诗歌的创作范式,而初唐七言歌行的成熟则又是全面吸收并发展了汉之"柏梁体"的风格和特色,因而,"柏梁体"作为一种诗歌范式对七言歌行体的定型起到了奠基作用."歌行体"所受"柏梁体"之影响表现在御用色彩及颂德功能;由外向内的抒情走势;押韵方式的变化等方面.     

李柏的遗民气节及其“冰雪诗”

清初关中遗民诗人李柏,在明亡后五十余年间,除短暂漫游湖湘及坐馆授读外,终其一生甘于贫困、苦隐林间、躬耕陇亩,寄情山水以砥砺情操,始终保持着遗民气节。山中岁月虽然极其困苦艰难,但他却怡然自乐、吟诵不绝。李柏身上体现出的生存方式与文化心态,既具有明代遗民社会的群体风貌,又有不同寻常之处。其"冰雪诗"朴质率真、幽逸冷隽,是其不失志节,以及故国之念等心灵世界的真实展现。     

试论吴伯宗诗文的主体风格及其成因

作为明朝的开科状元,吴伯宗在诗文创作中表现出平正典雅的主体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题材内容上的颂圣颂世,笔法结构上的平正雍容,技巧手法的用典与渲染。这些受到大明盛世背景、鸣盛文学传统、江西地域文化及个人馆阁经历的影响。其作品表现出来的风貌可以说已发台阁先声,故吴伯宗对台阁体的形成具有启示和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