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藏节仪式与苗族社会组织

本文通过对苗族鼓藏节仪式文化的分析 ,展开对传统苗族社会家族、宗族、村落社会组织、社会整合及祖先崇拜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人类学研究 ,并试图在理论上与前人形成对话 ,将苗族研究的这一问题引向深入     

苗族婚姻礼俗及其与婚姻法的冲突--黔东南州雷山县上郎德村苗族婚姻状况调查

苗族婚姻礼俗是苗族文化最集中的反映。笔者通过对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苗族村寨的婚姻状况的调查 ,发现当地的婚姻礼俗与国家婚姻法存在冲突 ,进而分析了冲突的原因 ,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苗族民间礼仪制度的产生与形成

从汉籍/ 礼仪0含义的演变和苗族历史文化、 现存苗族民间礼仪事象等方面考察苗族民间礼仪制度的产生和形成。认为早期苗族民间礼仪形式是多样的,但礼仪形成为制度, 最早的是祭祀礼仪制度。     

仪式的互惠交换与社会基础——以老刘寨苗族出生礼为例

老刘寨苗族的出生礼由取名仪式、祝米酒仪式与周岁仪式三个相互连贯的部分构成了层次鲜明的完整结构。三个环节先后以血亲、姻亲及扩展社会关系为核心,其间展开了丰富多样且互有差异的制度化的食物、劳动力、各种礼物乃至象征符号等的互惠交换。其形成不仅与苗族的历史迁徙尤其是传统游耕有关,与苗族社会自身的结构特质相关,更与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历史演变紧密相关。它向我们揭示了仪式与社会之间多重性互动关联的实质及其作用机制。     

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的“绝对权威”与“充分民主”

在自我管理的传统苗族社会里,我们发现它的结构虽然简单,但是却管理得有序安稳,具有自己的本土智慧。该文以中国最大的苗族村寨西江和进入现代化强国的美国苗族为主并结合其他案例,描述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如何实施＂绝对权威＂和＂充分民主＂,进而论述其组织管理手段背后的文化基础以及二者在传统苗族社会中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合二为一...     

交往和实践是社会发展的两大主动轮

对交往与实践的关系,在前苏联、西方和国内一些马克思研究者那里都有所论述,但也都有所不足。马克思虽没有直接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交往活动和实践活动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二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论述。本文从马克思的重要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入手,梳理了马克思交往观和实践观;再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论述了交往和实践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人类历史不是只靠实践推动的“独轮车”,而是由实践和交往共同推动的“双轮车”。     

苗族习惯法的传承与社会功能

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其法律以口耳相传、世代相袭;是中国南方民族目承法律文化圈中最有代表性的。清末民国时才以汉文记载习惯法。在无文字状态下,仍然有较为丰富和完备的实体性法律规范,“榔规”是通过隆重的“议榔”的“立法”程序进行,民事、刑事、种判理词是反映实际审判的“程序法”。苗族榔规的传承及法的普及,主要通过词师唱词,就案讲法、法理的讲解来实现的,充分区映体现了口承法律文化的特色。     

基于田野游戏促进乡村幼儿交往礼仪养成的实践与探索——以河南省某乡村幼儿园为例

交往礼仪是乡村幼儿摆脱自我中心与适应社会的重要前提,对幼儿未来的生活和发展有深远影响。为帮助乡村幼儿掌握交往礼仪,采用行动研究范式,依托田野游戏对某幼儿园中班幼儿（30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干预,结果发现：在方案实施后,该班幼儿在交往礼仪的语言、行为、态度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改善和提升。但活动方案的实施及目标达成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教师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合理渗透交往礼仪教育目的。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理论视角与实践反思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作用。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不足,需大力提升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意识,在认真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和规范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利益相关者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均从不同维度阐述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与具体机制。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未来需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优化制度环境,推进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共治网络;下沉治理资源,拓展社会组织的基层服务能力;明确治理核心,构建党建引领的融合共治模式;借力智慧平台,创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机制。     

论虚拟交往的结构与功能

虚拟交往的四级结构决定了其功能上与现实交往存在着很大差异。虚拟交往功能的实现,受到心理因素的巨大影响。去礼仪化、宽容和趣缘聚集是虚拟交往最重要的特征。     

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手工业经营组织的演进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作为乡村手工业的基本经营组织,尽管在表面上始终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外观,但实质上一直在进行着不可逆转的市场化演进,其中主要包括家庭内部生产经营的商品化性质的演进;家庭规模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大量涌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包买商制度的兴起。正是这种渐进性演进的累积,为推动原始工业化和迎接近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试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解体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能长久维持,在于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的互动呈均衡稳定状态。近代以来,在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下渗,小农贫困化普遍发展,尤其是作为中介和上下缓冲的绅士阶层发生剧烈分化与蜕变。传统乡村绅士的分化表现在：除了部分继续钻营仕途外,向工、商、军、学甚至下层社会分流。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原有上升渠道遭遇制度性解体,造成乡村绅士向城市大规模的单向迁移。绅士阶层的外流与分化引起了乡村政权的蜕化,国家、绅士和小农均衡互动的结构格局难以维持下去。国家政权不断扩张和向乡村的持续下渗,使传统国家的间接治理机制渐次失效。伴随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小农不断发生分化和贫困化,也对传统乡村的宗族组织机制和村落聚合力造成巨大冲击。小农的日趋贫困化,正形成解放前乡土中国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预示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和彻底重组。现代化过程还加剧了城乡文化疏离,使乡村社区丧失凝聚力,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失衡,陷入总体性危机中,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绅士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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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组织结构的科研流程再造研究

本文描述了在不改变国防科研机构组织结构的情况下,通过典型流程再造来简化项目管理过程的方法。通过取消、合并或采取并行的方式,可以减少职能部门交叉管理带来的重复活动,节约管理时间、资金占用成本,流程再造提高了军品科研效率。     

传统苗医药文化对苗药发展的影响

＂千年苗医,万年苗药＂,源远流长的苗医药及其文化,对现代苗医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救死扶伤、以人为本的行医用药理念,效果明显甚至有特效的医药方,广种药材的习俗等对苗医药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和积影响。而医药方秘不外传、医药师之间相互保密、闭关自守的传统做法以及至今仍存在的＂巫医合一＂现象等,则对苗医药的发展有着阻碍作用和...     

传统社会结构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

正如C·E·布莱克所说的,一个最成熟的传统社会,也就是一个长时期内最不情愿现代化的社会。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恰是这方面的典型。中国在早期现代化的追赶过程中并不顺畅,屡遭挫折,即表现为延误性。致密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延误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一、传统经济结构制     

苗族理词文化与功能

苗族理词是苗族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认识苗族历史、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具有"法"的性质和功能,是"理老"司法、执法的依据。理词这一口承文化经由人们诵唱、传播,其价值观深入人们的心灵,形成一种内在的文化规约。苗族正是依靠理词文化,在实践中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当今苗族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传统文化习俗下的苗族女性形象

传统文化习俗有其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影响.生活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苗族女性,继承了苗族传统文化的美德,但同时也受到了传统陋习、封建宗法制思想、神巫文化等传统文化习俗的束缚,无力走出经典的悲剧命运.     

晚清政局下的张謇与袁昶

张謇和袁昶是晚清史上的两位名臣。自1880年两人初识到1900年袁昶被杀的20年间,他们合作共事,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既影响了东南督抚,又影响了朝廷中枢,在变数不定的晚清政局中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相知相交、合作共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张恨水小说的话语世界与传统因缘

张恨水小说的话语与传统因缘有着密切联系。在形式上,张恨水改良了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在描写手法上,注重人物心理和场景的描写;在题材上,描写了市民的生活;在思想上,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新思想。总之,张恨水小说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既保留了传统小说的精华,又借鉴了西方学的优点。     

竟陵别调——马之骏与《妙远堂诗钞》

明朝中后期的诗人马之骏,在当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无人提及,对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其实他在当时颇有诗名,并同竟陵派的钟惺互为诗酒之友.其留有诗文集<妙远堂集>四十卷.后人曾于清代重刻其诗歌选集<妙远堂诗钞>五卷,收马氏诗800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