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这就是说,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政治系统要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否则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分层次地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行深入考察,并从构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绩、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浅谈政治合法性视角下我国的政治稳定

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过程,其内在政治体系的有序性就是政治稳定,而这种有序性是需要人民对政治统治者的认同和拥护来予以保证的,也就是说政治稳定是以政治合法性为前提和基础的。目前,由于社会结构及体制的转轨和利益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这些矛盾使得人民开始怀疑政治统治者的有效性,会影响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威胁政治稳定。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重视合法性危机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来巩固其合法性基础,维持政治稳定。     

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比较研究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在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都得到了重要关注。虽然两类合法性可以共同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思辨起源,但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合法性进行系统论述之后,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理架构。目前我国学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引入和应用较为广泛,但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应用在国内文献中很少出现。为此有必要通过比较两大合法性理论之间的异同,来进一步推动国内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理解和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范式。     

浅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矛盾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却又面临合法性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公正的、持续的、协调的经济增长。随着社会的变迁,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不断变化,在新形势下,政治合法性建设应在原有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上,构建法理型的合法性。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合法性及潜在合法性危机探析

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深入,但兵团体制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引起了学者们对兵团未来前途和发展的关注.兵团现实存在既有历史的依据,又有现实的基础.兵团的转变和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而正确认识兵团屯垦戍边的和平时期转变和兵团体制困境十分必要.兵团潜在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兵团屯垦戍边的法律地位问题,因此,明确兵团法律地位是当务之急.     

论拓展新世纪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在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新世纪党的建设要不断拓展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三个代表"思想拓展了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工人阶级政党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辩证统一,新世纪执政党建设要深入地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拓展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把执政党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从这一特定历史时空出发,对新时期我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思考,从历史、经济、民主、法治、道德五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并提出了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标准,形成了其系统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有力地维护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论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当代学术界对麦金太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他的道德哲学,而较少关注他对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批判。实际上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植根于亚里士多德传统,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现代国家道德层面上的政治合法性争论的背景下,麦金太尔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时独树一帜,而他对现代政治所持的批判立场也极具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论现代合法性及其实现

要理解现代合法性的本质和实现,就必须从现代国家出发。现代合法性的实现过程不仅涉及国家与公民、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还必须考虑到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选举作为合法性产生和转化的基本机制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应该重点研究合法性的维持机制问题。目前,合法性面临着来自消费文化、管理合理性及全球化的挑战。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合法性问题

和政治体系及常规性社会组织一样,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有个合法性问题。不过,由于受其组织性质的制约,其合法性的实质是在形式上满足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要求,获得不良群体或弱势群体及其成员、以及少数对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缺乏认同感的官员的认可与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合法性有三个基础:符合部分社会成员的某些利益需求;在形式主义和地方主义价值取向下,表现出与某些社会主要价值观的一致性;暴力恐吓。这三个基础实际上反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社会的关系。     

正统意识与陈嘉庚先生的政治抉择

自幼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为陈嘉庚先生形成其正统观念提供了基础。对陈嘉庚先生来说,地理一统和道德要求是判定政权正统与否的标准,特定的历史背景还使他受到汉族正统观念的浓烈影响。陈嘉庚先生的正统意识促成他从反清到拥蒋,直至最终支持共产党的一次次重大政治抉择。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论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

法的正当性问题是法学和实践哲学思想史中历久不衰的理论难题,当代学者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针对该问题的探讨则另辟蹊径。通过"商谈规则"、"理想商谈情景"、"论辩原则"等理论设计,哈贝马斯试图以一种程序主义的途径对法正当性与道德的古典联系进行保护。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该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开放民主、超越独断论误区、逻辑自洽、坚守实践理性的规范内核等方面。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存在的问题在于:作为核心设计的"论辩原则"难以充分发挥哈贝马斯试图赋予它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回归康德实践哲学中有关"定言律令"的学说,以便使商谈程序获得更有效的理性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