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观念的中国接受与中国“史诗”审美传统的生成

自史诗概念传入中国,关于中国有无史诗的争论成为中国文论和美学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姑且不论究竟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汉语史诗,也不论汉语史诗和西方意义的史诗的差异,史诗观念的传入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促发的创作实践层面的史诗性书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从文学到影视,从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涌现出不同形态的史诗性书写和史诗性审美,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已然生成了“史诗”审美传统。从“史诗在中国”到“中国的史诗”的转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身份认同乃至国体的寓言。     

现代史诗标识论

现代史诗指的是近代、现代、当代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主要指长篇小说。现代史诗的识别标准,仍然来源于古典史诗,现代史诗与古典史诗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现代史诗特征是:选用重大的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题材,规模宏大;塑造完整的杰出的人物形象,于个性中寄寓民族性和人类性;对历史和现实作宏观的、本质的透视;真实与奇妙的结合,情节跌宕起伏。“史诗”作品不仅是“史家绝唱”,还应是“无韵‘离骚’”。一些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史”与“诗”结合的和谐度不够,有的“史”压过了“诗”,有的诗性强于史性,完全“达标”的史诗性或史诗型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是凤毛麟角。     

回归与超越——近年来长篇小说重构宏大叙事的新探索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重构宏大叙事、追求史诗品格的倾向。结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宏大叙事的重新审视与认知、史诗性内涵的重新诠释与追求、中国经验的想象与阐释等方面,论述了长篇小说重构宏大叙事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以及在重构中对传统宏大叙事的丰富、发展和创新。认为这种回归与超越,既彰显了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在当下仍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又展示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积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民族叙事伦理的不懈探索。     

全新视角下的史诗建构——评胡良桂先生的《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

胡良桂先生潜心研究长篇小说二十余年,一直非常关注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及其发展变化,他的著作<史诗艺术与建构模式>和<史诗特性与审美观照>以极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文学批评功底在学术界好评如潮.而他的新作<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湖南教育出版社)更是采用全新的视角,高屋建瓴地把类型学与形态学引入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深入研究,这在当下众多长篇小说的研究中异军突起,以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维为今后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诗性建构

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许多优秀作品引人瞩目。究其原因,除了市场、评奖机制等外在因素,更主要的,还在于长篇小说精神价值、文体内在史诗品质的变化。这种史诗品质衍生为一种诗性理想,成为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无论是蕴涵丰富的诗意书写,还是充盈着主体意识的现实主义叙事,抑或是回归古典的审美旨趣,都张扬出这种诗性建构的艺术追求。这一点,恰恰是文学本体在价值论上的自足意义,而长篇小说诗性品质的建构,则给新世纪文学创作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史诗品格与文化底蕴——《创业史》和《白鹿原》的一种比较

柳青的<创业史>与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由于它们各自所反映的宏大的历史内容和独特的艺术追求而都被视为史诗性作品.然而,如果以史诗性作品的标准对这两部长篇小说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分析和比较则不难看出,<白鹿原>的文化底蕴要比<创业史>更为宽广和深厚,因而,史诗品格也就更为鲜明和突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柳青的<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品,由于极左观念的束缚,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往往不是从丰富的生活实际出发而是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出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模式;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则超越了时代和政治的局限,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广阔历史视野来观察、描写生活,从而使他的创作达到了高度的历史真实与丰富的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     

论《左传》文本的史诗性整一

本文论证《左传》文本形式的史诗性。《左传》文本在内视线索、选材和结构中心点上达到了史诗所要求的整一。《左传》记录了春秋二百五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全部叙事的最终思维指向是“天人合德”的历史观。四类题材都从不同角度反映“礼崩乐坏”的现实，向着“天人合德”的主题辐辏凝聚，呈现比较严密的主题构思。《左传》蕴含了中华民族后世文化的基本因子，是中华民族文化“元”精神的第一次形象记录和阐释，称得上是一部史诗性作品     

“高原式”写作与如何走向“高原”——《你在高原》中道德书写的立场、策略与意义

张炜的《你在高原》是“高原式”的创作,既体现为孤傲的写作姿态,也体现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式与“史诗性”的内容形态上。在道德叙事的具体路径上,作者以“流浪”为线索,让主人公在漫长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幽暗的心间以及熙熙攘攘的人海间进行精神的漫游,体现出极为深厚的思想内涵。从写作立场和写作内容来看,《你在高原》具有比较明确的公共伦理属性,体现出鲜明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也形成了“雅正”的文学规范,对当下小说创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试析《新战争与和平》的结构艺术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几乎都感到难以驾驭的是结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把结构看作创作中的一件“最大的复杂任务”;中国作家柳青也认为“最困难的是结构”。当代中青年作家往往重感觉、重象征、重议论,而不善于结构,写中、短篇尚可对付,一写长篇就难免捉襟见肘。要把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众多的人物形象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而且还要不重踏别人的路子,不能不煞费苦心。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新战争与和平》是以宏伟取胜,多线索、多侧面、多层次的全方位展示,涉及历史面非常广阔,因而在结构上比一般长篇小说的难度大得多。     

语言间多义成语的等值问题

在对比成语学的研究中,多义成语的对比研究是不容忽视的,且对比多义成语的前提就是要先弄清语言间多义成语的等值问题。在对比语言间多义成语等值时,应该从成语所表达的每一个具体的意义出发,而不应该从成语的整体出发。通过对俄汉多义成语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俄汉语中仅有少数相对应的多义成语能构成语义完全等值,多数相对应的多义成语只能构成语义部分等值,且它们之间的关系通常表现为包含关系或同义关系。     

《深渊》中的城市空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一批小说家开始关注并描写城市空间及城市人的价值观。作为美国城市小说的先行者之一,弗兰克·诺里斯创作了以芝加哥为背景的代表作《深渊》,并将其对现代城市的印象糅入歌剧院、街道和商贸大厦等城市空间的描写中。《深渊》突显了美国早期现代城市空间的基本特性,探讨了城市空间对不同城市个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反映了以诺里斯为代表的美国知识分子对转型期美国的社会价值、生存理念、人的归宿等问题的思考和焦虑以及他们呼吁整个社会予以关注的声音。     

《格萨尔》的现实意义及其文学翻译研究问题刍议

文章从五个方面简述了《格萨尔》的现实意义。而其文学翻译问题的研究,旨在探索：从具有共性的翻译实践中“生成”的翻译理论,到需要突出“个性”的《格萨尔》文学翻译实践方面的问题。     

殷芸简论

文章介绍了南北朝著名小说家殷芸的生平。认为《殷芸小说》是一部涉及千余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人物琐事逸闻的杂记式小说作品。该书虽为“野史”,却有一定的文献学意义。而其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其次它独具特色,一是取材范围较以前扩大,二是写法与前人不同。《殷芸小说》奠定了殷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幽默小说:品性与历史——米兰·昆德拉的启示

分析了“幽默”作为审美范畴之一在近代形成的文化语境、历史过程及审美功用 ,指出理性精神与怀疑态度作为幽默的内在品质 ,对近代以来的人类文化精神有独特的表征功能。以米兰·昆德拉为切入点 ,借助于对其幽默小说观的阐发及其作品所受幽默文化影响的考察 ,揭示了近四个世纪以来幽默小说的伟大进程及其在 2 0世纪文化语境中的曲折命运。论者基此认为 ,在新世纪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开创中 ,幽默不仅应成为主导性的小说美学风貌之一 ,还将因其所表达的特定的小说智慧、相对性价值立场而成为一种有表征能力的当代审美符号。     

简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倍受压抑的文体。"小道观"自始至终制约着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到了近代,梁启超特别重视小说的功用价值,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的观念才得到根本更新。然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著名命题,亦有偏颇之处,那就是对小说的地位的矫枉过正。因此文章认为这种思想是梁启超矫枉过正的根源。他利用舆论之威力,把小说置于文学的颠峰,自此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意义得到进一步确认。     

论李渔小说创作的新质

李渔小说以其“无声戏”理论为指导，创作出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小说作品，在清初小说作家中独领风骚。李渔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从改编到独创、从实录到虚构、从道德说教到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的飞跃。因此，李渔小说显示出不同于前人的独特风貌，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论小说选本《幽怪诗谭》的独特价值

明碧山卧樵纂辑的小说选本《幽怪诗谭》,具有理论批评和文献方面的独特价值。书中小说作品共穿插诗词约410首,以诗歌为主体,是典型的"诗文小说"。这是对明代诗文小说创作实践和范式的总结,体现出明代有意幻设的小说观念和追求怪奇、娱乐的审美功能。编者对作品的时间、情节等进行了改动、增删,虽有迎合读者心理和趣味的意图,总体上却提升了原作的艺术水平。同时,还保存了许多明代小说作品及诗歌,具有重要的文本文献价值。     

论伊玛堪的著作权保护

伊玛堪是赫哲族浓缩的历史精神与文字精华,是赫哲族的活态史诗。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赫哲族渔猎生活的变迁,伊玛堪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亟待保护。根据伊玛堪口传心授特点,应有效利用现行法律体系和方法,既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有关规定,更应依据著作权法直接、积极地保护伊玛堪,以期黑龙江的赫哲族的这项民族史诗能够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