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主持·文化产业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正>【主持人语】中国当下文化通常被划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类型。然而,三种文化并非界限分明,以往那种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对立起来,认为大众文化会冲击精英文化、蚕食主流文化的观点逐渐受到质疑。从近些年我国的艺术创作现状来看,很多文化作品已经逐渐呈现出相互交融、相互交错的趋向。特别是近年来主流电影的创作实践表明,主流电影并非只能囿于意识形态的工具属性而忽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从一元独霸到多元纷呈

大众文化理论肇源于西欧，雏形见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利维斯派”的文学研究，成形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诸派文化理论丰富和开拓了当代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实践，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取向

20世纪 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意味着一个与文化消费市场相伴而生的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新时代的到来。 9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主流意识形态、市场法则和大众文化需求之间寻找着自己的定位 ,在策略性地向大众文化倾斜的同时又呈现出特色各异的文化取向。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取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意味着一个与文化消费市场相伴而生的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新时代的到来.9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主流意识形态、市场法则和大众文化需求之间寻找着自己的定位,在策略性地向大众文化倾斜的同时又呈现出特色各异的文化取向.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多层次文化体系构建探析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多层次文化体系建设,既要求准确把握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三者各自的内容与作用,又要求在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精英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三种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各文化要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推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进程。     

大众文化批评及其价值取向

大众文化--这一原本属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特有的文化现象，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异军突起后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以各种形式和渠道渗透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并成为市民大众不可缺少的生活需求。由于这一现实完全溢出了原有的知识话语系统，应该承认，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及批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一些研究者移植和挪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视角和语言来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同大众文化现实出现了严重错位，不能触及大众文化的实际和真相。因此，作者认为建立起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势在必行。     

我国大众文化发展战略的五重维度探析

我国大众文化建设需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不断前进,以"五大发展理念"为要求深刻把握我国大众文化科学发展的内在机理,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话语体系,妥善处理好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将大众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有效相结合起来.     

意识形态与"左联"的信仰系统构成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面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一特殊文学团体时,因习惯于社会政治学和纯文学两个极端的思维和认知,遮蔽了它许多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它身上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其特征也不是单纯的主流政治话语,它是一种整合的意识形态文化概念,是一种政治革命信仰体系依附文学精神主体幻象的特殊形态。本文旨在通过“左联”文学社群政治与文学胶合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构成分析,来贴近和认识“左联”这样一个繁杂群体真实的本体世界。     

共同体的跨域嵌合：20世纪香港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空间性旨归

20世纪香港严肃文艺、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等审美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呈现多维的空间向度,蕴涵着重要的共同体意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抗战和解放浪潮中,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和殖民空间,充分发挥与内地之间的转渡作用,其间审美文化主要以“南下/北上”跨地移植生产和空间传播的方式,彰显了以国族为旨归的共同体内涵。在20世纪下半叶的都市空间生产与全球化进程中,香港审美文化一方面立足都市文化的媒介生产与消费场域,以“本地化”方式参与了地方性香港作为都市共同体的审美建构,其作为“表征性空间”应该置于与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中展开批判性考察;另一方面则是以武侠文化、影视娱乐、流行音乐等为主流的大众文化浪潮,在朝向内地、面向海外的跨地传播中,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华语文化圈并具有全球意义,成为华人审美共同体的内在建构力量和文化身份标识,也彰显了香港作为“跨域空间”和“拓扑空间”的共同体嵌合作用。     

产业化语境中的当代大众文化镜像重构

当代产业化语境使得大众文化产生了一些有别于传统文化的美学选择。大众文化场域话语多元,但各种话语权力并不平等,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文化霸权。对当代大众文化来说,始终面临宿命般被整编的可能。大众文化最终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在表面的斗争、差异背后,共同打造了持续、稳定的当代市场经济文化霸权。大众文化自身也自我解构式重构了自我镜像,走上文化大众之路。     

文化研究语境中的英国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 ,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英国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性非殖民化文学的迅速崛起、现代主义和各种时兴理论的挑战、传媒革命以及意识形态的嵌入 ,使英文经典面临被解构的危机 ,同时也使“伟大的传统”得以重建。在当代 ,英国文学研究与“英语专业”、“文学欣赏”、“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大众文化”、“影视传媒”等共同构建新的英语文学研究的教学模式和批评话语     

为大众文化辩护

本文探讨了中国当前大众文化的生态 ,透析了其利弊 ,认为大众文化利大于弊。针对近期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茫然与否定 ,从历史、现实、文论、艺术等多种角度 ,还结合作者从事大众文化理论宣传和生产的经历 ,为大众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辩护。目的是为了揭示出知识分子 ,特别是精英文人应该如何面对日渐兴起的大众文化热 ,号召精英文人参与大众文化生产 ,提高其品味。这正是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现实出路。     

我国大众文化研究最新动态述评

大众文化研究是我国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文化热的重要内容。关于大众文化的界定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 ,如何看待文化商业化的正负作用等等问题 ,至今众说纷纭。在沿用各种国外理论解释中国现实之后 ,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探寻自己的研究方法。     

文化实践与当代中国三个维度下的文化空间

对一个国家文化空间的分析可以了解该国的文化发展态势,从文化实践理论看文化空间能够更好地认识其本质。将当代中国的文化空间放置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代表的三个维度来分析,有助于看清楚文化变迁、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在文化上的倾向性。当代中国的文化空间正处在一种不断转化、创造的过程中,既要保护传统文化空间,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又要适当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还要继承精英文化,改造大众文化,从而创造出新的现代文化空间。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反拨与突破--批判理论的批判与理论多元的开放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许多理论话题与现实问题。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 ,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 ,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 ,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 ;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 ,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 ,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     

多元文化场域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五个统一

当前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激荡的局面,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汇,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多元文化激荡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目标定位、主导方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多元文化场域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继承与发展、尊重差异与包容多样、批判性与建设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这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建构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论三种文化的互补与整合——改革开放30年文化反思

以"文化就是意识形态再现的载体,再现和传播不同意识形态的模式"立论,从宏观的视野将当代中国文化划分为三种文化:国家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它们首先进行了历史的爬梳,阐释了其在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中彼此消长的过程,着重分析各自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产生的变异和形成的特征.进而指出:国家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由于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在当下中国,谁也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中心文化,而又相互无法替代,各自拥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空间和语境,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它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创立先进文化的时代需要,则要求我们将三种文化的互补与整合转化为现实.先进文化的创立,应是以国家文化为主导,以精英文化为中坚,以大众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创新工程.     

视觉修辞与《晋察冀画报》的“解放”书写

作为革命话语对大众传媒的征用与改造,《晋察冀画报》不仅代表着革命话语与群众路线对抗都市消费话语的成功实践,也创构了20世纪上半叶“解放”观念视觉表征的审美范式。无论是双语结构的“图—文”互文、主题与图像形式的对比性设计抑或象征民族精神的隐喻符号的呈现以及人物肖像特写的神话性建构,其修辞性的视觉表征架设了影像形式与政治鼓动之间的潜在关联,使得基于修辞的视角理解画报意指成为可能。而“摄影武器论”与“延安文艺讲话”则从语境层面铺垫了“解放”观念修辞表达的深层动因与内在逻辑。《晋察冀画报》的“解放”书写与其说是晚清至民国画报启蒙表征的基因使然,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权力话语进程中提升自身文化配置的内在诉求,其对视觉文艺观及大众文化观的接纳与改造不仅成就了《晋察冀画报》的价值定位,对当代中国的视觉文艺建设同样不无启发。     

主流文化的解构与文化研究的重生

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已经并将继续被解构,因为消费文化的市场逻辑扰乱了主流文化的生态平衡,主流文化的保守使其丧失了关怀现实的意识、形象的形式和与时俱进的价值诉求。文化研究也陷入困局,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建构性无法掩饰其抽象性、浮躁性,必须深入中国语境和文化体制寻找文化研究之根;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反思性逐渐弱化,必须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文化研究的分化导致其不确定性,必须找到契合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节点,突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标杆价值。要实现主流文化的重塑与文化研究的重生,必须以媒体为核心打造主流文化主导的平台,推动主流文化大众化;拓展精英文化世俗化的多种渠道,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全球化的视野探求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路径。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