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安石的教育改革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是我国封建社会教育史上一次比较广泛、深刻的教育革新运动,是封建社会后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从春秋末期少正卯与孔丘的争夺战算起,到北宋熙宁期间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焦点是谁占领教育阵地,是实行“克己复礼”的奴隶制教育,还是重耕战、明法令的封建制教育的问题。经过三百年的较量,特别是秦始皇、李斯实行禁私学、立公学、“焚书坑儒”等措施,给儒家教育以致命打击,使法家教育路线取得了支配地位。随后,由于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转化,董仲舒改制孔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渐被封建统治者所容纳和推行,儒家思     

从三个层面认知朱熹思想在中国及徽州的影响和地位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中期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全面继承了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将北宋末年已初具规模的儒家新学说“理学”理论与我国另一传统理论“道家”学说和西方（印度）传人的“佛家”学说融为一体，成为集儒、道、释学说为大成的“程朱理学”。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和燕齐方术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对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接受，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儒家政治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政治观念；儒家出身的文官成为不久前诞生的官僚集团的主体；先秦至汉初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分属儒、墨、道、法、名、杂等学派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阶层几乎全部“儒”化；儒家倡导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结果是古老的中国文明进入“儒家文明”时代。如果把“儒家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一下，我们…     

从“告身”看唐代官吏的任用制度

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几件唐代的“告身”,如：“张无价告身”、“汜德达告身”：（均在新疆出土）以及“临川公主合身”（在陕西临川公主墓中出土）等,引起了人们对告身的注意,但多从考古角度加以阐述,以物论物。应该说,告身制度是封建社会国家机器中一项相当重要的制度,它不仅与官吏的任用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与整个官吏制度,尤其是考选制度、俸禄制度以及官吏的“官”、“勋”、“爵”、“章服”等关系密切。舍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某些朝代授予某些人员的一种凭证。《辞海》简单地解释为“古代授官的凭信,类似后世的任命…     

创儒道互补 成一家之言─—《史记》导读(中)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每每以儒低道，以道普儒，排斥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而将儒家的阳刚精神和道家的阴柔性质有机地融为一体、首创“儒道互补”。儒道互补体现于司马迁思想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整部《史记》。明此一端，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思想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赞美儒家的大同小康，维护进步统一；排斥道家的小国寡民，反对分裂倒退；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的繁文缩礼，以儒家的…     

墨家法哲学对儒家法哲学的抗争

与儒就并称“显学”的墨家人称“历史有惊人相似之处”，但历史绝无重复之可能。偏执历史循环论的人，今已鲜见，但重蹈前车之覆辙者，古今中外，所在多有。因此，以史为鉴，从墨家法哲学对儒家法哲学的抗争中得到一些启迪，或可对当今崇儒之风日炽的流弊，不无纠偏补弊的助益。儒、墨两家并称先秦“显学”。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①但儒、墨的“显学”是对立的。在中国法学史上，墨家法哲学最早对儒家法哲学进行了否定性的批评。墨家的创始者和代表人物是墨翟即墨子，约生于孔子死时，约…     

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对我们的启示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几千年，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使文武官员尽忠职守，我国古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所属官吏的监督工作。古代御史监察制度是整个官吏制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从战国开始创立，两汉大力发展，使之从国家行政系统独立出来，自成体系，     

中国古代的官吏监督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要保持吏治清廉，除了要注意官德建设、制度建设，使为官者“不想贪”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使之处于经常、严密的监督之中，使之“不能贪”、“不敢贪”。注重官吏监督，是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古代廉政建设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中国古代廉政建设同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中国古代对廉政问题的做法和思考，对当代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儒法官僚法制理论争辩的当代反思与重构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传统中国“官吏两分”、“官尊吏卑”却又“吏强官弱”,论者多归咎于科举选官以诗词歌赋或经义为内容、严重脱离行政实践的选拔标准及由此导致的儒生官员的知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气质、境界、人格魅力对行政管理的襄助,绝不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下;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设计使儒生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官,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最终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强官弱”。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儒家“士道”与法家“吏道”的融合、贯通和互补,正可为此提供一种思路。     

浅论中国古代文官的选拔制度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形成于划分文武职官和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确立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由当朝文武官员推荐官吏逐渐成为制度;秦汉以后先是实行征辟制度,后来实行“九品官人法”;隋唐开我国科举考试选官之先河,明清更是把科举考试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释“儒”

研究中国思想史、首先要研究儒家.关于儒家的研究,从古代到现在.研究的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但“儒”是什么?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单说一个“儒”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儒家为什么要用他来命名,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儒”字的,还是孔子《论语》中说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林希逸以儒解庄及其原因

林希逸是南宋庄学家，有《庄子口义》十卷，此书是宋代庄学的代表作。由于历史环境、思想学术背景的变化，因而他解庄采取了与郭象、成玄英完全不同的解释视域与解释策略，使《庄子口义》呈现出独具的特色与魅力，他也继郭象、成玄英之后成为《庄子》阐释史上的又一重镇。林希逸开创了《庄子》阐释史上“以儒解庄”的传统，南宋特殊的历史语境与他正宗的儒家学术渊源以及理学家的身份，都促使他从儒家角度解释《庄子》。     

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略论封建社会惩贪倡廉的制度建设

:中国古代统治者惩治官吏腐败注重法制建设 ,一方面制订严刑酷法打击贪赃枉法官吏 ,另一方面依法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制度 ,诸如财政经济制度、官吏任免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 ,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客观性 ,限制了官吏的腐败行为 ,保证惩治腐败法律的贯彻执行 ,加强了封建社会的廉政建设     

儒法之争再研究

儒、法之争再研究段渝不论就历史作用还是社会影响来看，儒、法两家都是互有短长，各存优劣的。从历史上说，固然汉初法家蒙秦灭之恶名，隐而不显，但“汉承秦制，循而未改”，乃是不可置辩的事实；而汉武帝援法入儒，虽“独尊儒术”，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霸（法家）、...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荀子之“法先王”与“法后王”新论

荀子身处战国末叶，深感单纯地以儒家“礼、仁”学说难以实现其“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而以儒门弟子的身份．创造性地提出已超出儒家思想范畴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王霸杂用”。从荀子迂回曲折的学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荀子迫于时势而法古其表，标新其中。其“法后王”与“法先王”思想是两者兼有的，是新与旧的有机整合，是儒家之“法先王”与法家之“法后王”之间承“先”启“后”的一个环节，具有先秦儒、法的桥梁作用。     

试论儒家思想和儒商精神对民(私)经济的影响与价值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体系，不仅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政之本，支撑着2000多年的封建帝国大厦，而且经过统治阶级的长期强化熏陶，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风盛行，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里结构和民族性格。此后，儒土、儒将、儒相、儒臣、儒生、儒医等以儒为荣的概念与名称不绝于世。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因，儒商概念出现较晚。到了明朝，中国的商品经济开始崭露头角。此后，华夏大地上出现了徽商、晋商、宁商、陕商、闽…     

陶渊明孔学观之我见

魏晋时期，儒佛道三家思想活跃。广泛流行，但仍以儒家为当时社会生活中唯一正统的学派。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时代，自然受其社会影响。他既奉行孔子标举的“名教”观念，又追求老庄崇尚的“自然”意识；在他的思想范畴里。时而儒道相糅；他不信佛，故其思想核心。仍是孔子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