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新月派”

<正>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闻一多无疑是继郭沫若之后诗坛上的一位奇峰突起的爱国新诗人。关于这位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他对我国早期新诗运动的贡献,拙作《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诗人吗?》①曾有所论及。这里着重谈谈闻一多与“新月派”的有关问题。     

论《女神》的“五四先锋派”艺术精神

从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所体现的总体艺术精神看：在诗人主体情思的狂放直抒形式上，是浪漫主义的；在诗人的诗歌观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上，以及诗作所表现的诸多意象和非理性激情上，则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融─—为“五四”时代精神所浸润的新生活创造精神，可称之为“五四先锋派”。这种艺术精神，是诗人立足于中国诗学优秀传统，接纳西方现代诗潮精髓，融于“五四”反叛与创造的时代精神，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方法。郭沫若这种“先锋”精神泽被后世，永远值得珍惜、光大。     

郭沫若“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与其前期新诗创作中的“返祖”意识

“泛神论” ,与其说是郭沫若的“哲学思想” ,不如说是他的思维方式。“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在根本上是一种原始思维。以“相似律”与“互渗律”为主要思维机制的原始思维构成郭沫若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郭沫若前期新诗创作中原始崇拜的“返祖”意识创造了《女神》天才美 ,同时也消解了天才的诗人。这也是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因     

王士禛与“神韵派”

“神韵派”是清初具有重大影响的诗歌流派。王士是这一文学流派的开创者，是它的灵魂和核心。对于这一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王士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以“神韵”作为这一流派的理论旗帜，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的阐释；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印证了“神韵说”，并为学诗者指出了于诗中得“神韵”的门径；他具有文学流派领袖人物的资质和素养，团结了众多诗人和学诗者，壮大了“神韵派”的力量。     

泛神论与个性解放——“五四”时期郭沫若思想初探

一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个性解放思想占据着主要地位。但要全面了解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则又必然涉及到泛神论的影响问题。 现在可知的郭沫若自己谈到泛神论的文字,最早见于1920年1月给宗白华的信中。他在谈及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时候说: 我想诗人与哲学家底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底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哲学家底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的宠儿,哲学家是理智底干家子。诗人是“美”底化身,哲学家是“真”底具体。(这些话自然是要望你指正的了!)可是我想     

论新月派的“三美”主张

论新月派的“三美”主张李成宇“五四”以来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突破了旧诗的格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新诗一味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①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完全脱开了我国古曲诗歌的优秀传统，这就使新诗创作逐渐流于松散，出现了散文化的倾向。作...     

“学诗”“非乐”与理想国──兼论东西方早期文艺观及其影响

“学诗”“非乐”与理想国──兼论东西方早期文艺观及其影响秦彦士东西方美学史上，首先对文学与艺术作出理性探讨的不是诗人和艺术家．而是哲学家。孔子明确地将艺术与政治连在一起，以此作为实现其最高理想的工具、孔子所梦寐以求的至高理想境界是丁”，他认为实行仁的...     

“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

“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邹水旺“九叶诗派”是在我国四十年代形成并臻于成熟的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它是现代派诗歌艺术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结合，又被称为新现代派。“九叶诗派”的诗人兼理论家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谈到“九叶诗派”的形成和艺术特征，他...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浅谈孔子所说的“天”和“故艺”的“艺”──兼论孔子、子夏与商鞅对科技的影响

孔子所说的“天”是什么？我们敬爱的郭沫若先生已作了科学的扼要的解释。他１９３５年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指出：“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这引起人们重视与吸取，使人们认识孔子比国外任何科学家和任何名人都先知“天”是“自然”，更懂得“中国文化有辉煌的历史”，提高中国的国际性声誉，增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以译为：“天怎么解释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怎么解释呢？”“天何言哉”的“言”与《论语·子罕》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五四”批孔献疑

毋庸置疑,“五四”批孔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必须看到：其不科学性也极其严重。早在“五四”批孔如火如荼之际,中国至少有一位哲人———郭沫若先生就已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致一日本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中国有人在骂孔子,“更极端的人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     

在智性抒情的“僻路”上──评金克木三十年代的诗

正如施蛰存一直坚持根本不存在现代诗派的观点一样，金克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现代派”诗人；但我们说他是“《现代》派”诗人恐怕是不会错的。金克木走进《现代》多少有一点仍然。他虽然在二十年代于故乡安徽寿县读小学时即已开始习诗，１９３０年前后来往于北平的几所大学旁听时笔耕愈勤；但当时他并“没有以诗出名的欲望，甚至没有挣稿费的‘野心’”①，只是借诗抒发感情而已。１９３２年，在山东的中学与初级师范任教的他，随意将草就的《秋思》等几首小诗寄给北平的一位朋友，不想那位朋友竟把它交给《现代》刊发了。因之诗人深得编者…     

论孔子的“春秋笔法”

本文针对学界一些人认为曲笔隐讳的“春秋笔法”为孔子首创和另一些人否认孔子与“春秋笔法”有关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辨证了孔子曲笔隐讳的真实情况，并从政治思想、名教观念和儒家思想的温和性三方面探讨了“春秋笔法”产生的客观原因。     

从“礼”与“仁”看孔子的艺术精神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他的学说充满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精神和承担责任的忧患意识，并以此奠定了后期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但是，孔子虽然关注于“用世”，却并未忽视“立人”，“用世”和“立人”是他的学说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旦我们开始注意孔子“立人”的这一方面，便会发现他对于人并非只做道德的限定。相反，由于孔子用心于人的自由发展，由于孔子本人就是音乐艺术家，使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艺术与成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他的思想与人生另有富于艺术精神的侧面。孔子的这种艺术精神，汉儒、宋儒都有所忽略。…     

“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

考察明中叶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与更定祀典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大礼议”反映了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斗争,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然而与以往许多赤裸裸的政争不同的是.“大礼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之争,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那么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如何?真的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大礼之议.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仅仅是一些下级官僚的“希意干进”吗?令人的考证其实已否认了这一点.而极为巧合的是,议礼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工学之间的互相诋娸.早在四十多年前.欧阳琛先生就已对此作过考证.他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将嘉靖一朝很有影响的“伪学”之禁与“大礼议”《含更定祀典》关系极为密切，笔者对“大礼议”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略述-孔之见。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问题与主义"之后的"主义与主义"之争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问题与主义之争”之后,便一步一步走向自我剥离的里程。送走杜威迎来罗素,南下的“新青年派”同仁以陈独秀为龙头与以张东荪为首的自由派思想者展开了一场关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论争。归根结底,这场争论还是英美派和法俄派知识分子对十字路口不同路标的执意导引。回到历史现场,那场知识与心理的竞赛在思想深处映照并启迪着中国当下的知识界:特色中国需要中国特色。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同异”、“坚白”之争新解读

冯友兰先生认为 ,名家内部存在着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派、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学术界普遍接受这一观点。本文则对此提出质疑 :1.与“合同异”对立的观点是“别同异” ,与“离坚白”对立的观点是“盈坚白” ,所谓“合同异”与“离坚白”的对立提法不妥 ;2 .惠施虽持“别同异”观点而与“合同异”的庄子展开过辩论 ,但是也受到庄子的影响 ,提出“天与地卑 ,山与渊平”等“合同异”命题。公孙龙持“离坚白”观点而与后期墨家的“盈坚白”对立 ,在“同异”问题上则既讲“别同异”也讲“合同异”。因此 ,名家内部不存在各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合”、“离”两派     

“火”——大宇宙意志——试论郭沫若《女神》中“火”的形象

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已进入了一个科学文明火花进射的时代。在中国五四新诗坛上,最早同这新时代的火花接吻的诗人是郭沫若。这一特点,最集中表现在他早期诗作对于“火“的抒写中。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共五十六首诗,其中写到“火”的就达二十多首。在他后来的《星空》、《恢复》、《前茅》、《战声集》以及解放后的诗作中,也曾多次写了“火”。可以说,在郭沫若一生的     

“相对论”视角下的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对时空的感受方式是“相对”的,他可以并行不悖地同时存在于时间的两个极端。郭沫若研究中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其思想内容的深邃,而在于其思维方式的复杂。这种“相对”也促成了郭沫若早期的浪漫诗作和后来史学研究的融合。同时,郭沫若在考古等史学研究中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也是与他“相对性”的“对称”思维分不开的。“相对论”的视角提供给我们一种研究郭沫若的新思路,只有还原郭沫若思维方式中的“相对”的时空关系,我们才能全面把握真正的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