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二者在抗战中的军事合作,构成了国共两党军队并肩抗日的主体;抗战相持阶段,中共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中立,粉碎了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维系了中国的抗战局面;抗战后期,中共与地方实力派,尤其是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东南互保与晚清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东南互保是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方势力公开与中央对立,体现了汉族地方官僚的成长及其对中央的相对独立,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下中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上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了晚清中央集权崩溃的步伐.     

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地方派系意识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地方派系意识包括"革命正统"观念、"革命策源地"思想和"均权共治"主张.它是拥有辉煌历史和地位的广东人士在革命和权力的中心地位双重跌落后形成,并因派系斗争而强化.它既包含广东人对革命正统和某种政治理念的维护,又常成为派系斗争的政治资源,对广东及全国局势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考因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相互信赖 ,探析其原因主要从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原因 ,传统的世交和姻亲关系 ;二是主观原因 ,两人的思想相通 ,经济利益相关 ,以及周学熙的个人素质 ,袁世凯的知人善用。正是这些原因构成两人紧密关系的基础 ,成就了袁世凯———周学熙集团的形成发展。     

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农业发展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于倡农,兴办农业组织,举办农业学堂,惜农,护农,颁布政令等.清末民初我国农业经济的近代化,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的努力,不无关系.     

袁世凯与周学熙

通过评述袁世凯与周学熙之间的关系来了解他们的真实面目 ,他们的抉择正确与否对历史所产生的正负影响 ,以及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     

20世纪初苏俄政府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交往原因初探

重视中国地方实力派是20年代苏俄政府对华外交中的一个特点,来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频繁与中国地方实力派接触也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重要表现。由于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谈判进展不顺利,而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特殊地位使它们具有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与中国地方实力派联合将有助于中苏谈判朝着有利于苏俄方向发展,而且与它们合作有可能形成与苏俄联合反日的力量。苏俄政府对华的多重外交表明国家利益始终是苏联外交至高的原则。     

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1936年)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服务于其地方集团的利益。他们一方面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中央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支持各地抗日壮举;另一方面,幻想依靠日本的支持反蒋,与日本有较多联络与勾结。同时,镇压广东省内抗日救亡运动,屈辱处理省内涉日事件。从其言行看,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实际上处于亲日与反日之间。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军衔制度的实施

军衔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军队管理制度,它于清末新政期间引入中国,并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清末民初军衔制的引进、完善过程中,袁世凯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北统一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把军衔制视为收买人心的工具,毫无节制地封将授衔,不仅对军衔制度造成了严重损害,而且也对北洋军的管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缘何得以东山再起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人物,袁世凯得以经过洹上三年的隐居生活东山再起,并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出任民国大总统,此中因由,就外部而论,主要来自于北洋集团、资产阶级立宪派、西方列强及部分革命派分子的支持,以及满汉矛盾尖锐复杂这一有利的政治局面;就内部而论,主要是基于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他喜好结交、仗义疏财,广结姻亲,且政绩突出:编练新军、重视教育、兴办实业、禁毒禁赌等。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出任大总统,开创北洋政府,并非学界所谓的侥幸"窃取",而是权利搏弈中的实力体现。     

民国初期山西"村政"改革与山西乡村教育关系考

民国初期,山西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和各种社会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全国领先,原因在于山西实行“乡村自治”为宗旨的乡村行政建设时,将义务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与村政建设紧密结合,农村基层政治的相对自主保证了基层义务教育的经费、人员和管理,使以乡村为基本单位的各种教育得以推广,并在一整套改良山西乡村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的政策实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幕府与袁世凯练兵

袁世凯幕府规模庞大,在其势力的崛起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袁世凯的练兵活动中,幕府人员译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制订了一系列的军事规章制度,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堂,还亲自参与新式军队的编练,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幕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为袁世凯疏通关系,争取练兵机会,清除外围障碍,使袁世凯始终都控制着其赖以生存的军队。     

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的文坛

元好问《续夷坚志》 ,以“小说存史” ,记叙文人行踪的故事 ,保留了金代文人交往的重要资料 ,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料价值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从《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看民初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思想

1915年,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重定教育宗旨,该宗旨既包含积极的正面建设,也有消极的除弊。结合《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的内容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具有继承性、务实性和兼容性三个特点。如果抛开政治成见,抽离其中的政治水分,单从技术层面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中也有可供后人汲取的思想资源。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