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润物有声到大雪无痕——以《雷雨》《北京人》为例论曹禺话剧民族化过程

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从而走上话剧创作道路,从其代表作《雷雨》《北京人》的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刻画和戏剧语言几方面,可以看出曹禺话剧创作的民族化过程。曹禺为中国的话剧艺术走向成熟做出了巨大努力,对戏剧艺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原野》的思考

有的文学史家把《原野》看作是曹禺戏剧艺术创作中的败笔(参见田本相《曹禺剧作论》);当作是曹禺创作道路上的曲折(参见辛宪锡《曹禺的戏剧艺术》)。美国威士康辛大学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副教授刘绍铭,1966年撰写博士论文《曹禺论》时,运用法国派早期的输入性影响研究法分解曹禺剧作,认为《原野》受奥尼尔《钟斯皇帝》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象牙的雕刻——略论曹禺戏剧的细部艺术

与中国现代其他剧作家相比,曹禺充分考虑了戏剧作为舞台艺术的特质,更注重也更圆熟地处理了场面、道具、节奏等细节因素,从而创作出堪称中国现代戏剧成熟标志的剧作。     

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的结构模式

基督教文化对曹禺的精神人格有着广泛的影响， 这既体现在曹禺戏剧的创作模式中， 也体现在其戏剧的人物类型上。曹禺戏剧的创作模式可分为： 原罪意识与《雷雨》的创作模式， 世界末日情绪与《日出》的创作模式， 爱的教义与《原野》的创作模式， 人性重构与《北京人》的创作模式。其戏剧的人物类型可分为： 贪婪型、淫乱型、仇恨型、使徒型、市侩型、无辜型等。而在其中均可见到基督教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曹禺戏剧理论浅探

曹禺以他闻名遐迩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作,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人们对他的戏剧理论却缺乏应有的注意。曹禺的戏剧理论是他自己创作经验的深刻总结,因此,研究他的戏剧理论,有助于对他的剧作的深入理解,对于繁荣戏剧创作也有现实意义。本文仅就曹禺的戏剧理论作粗浅的探讨。     

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以《北京人》为例

自觉地向契诃夫学习，使自己的创作向更加完美方向发展的，首先是曹禺。曹禺不仅欣赏契诃夫的戏剧，而且深得契诃夫剧作的精髓，向更生活化的契诃夫戏剧学习，改变了自己戏剧创作的风格。     

“追溯式”结构三部曲——从《俄狄浦斯王》到《雷雨》

"追溯式"是戏剧创作的一种手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和中国戏剧大师曹禺都曾在自己戏剧创作中成功地运用过这一手法,并使其成为自己戏剧艺术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剧作《俄狄浦斯王》、《群鬼》和《雷雨》堪称是这一手法的典范性作品,可看作中外戏剧文学历程中"追溯式"结构的三部曲。     

论曹禺对奥尼尔悲剧观念的接受与扬弃

曹禺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戏剧创作受西方戏剧的影响较深.他的现实主义观念与戏剧观比较接近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西方剧作家.其中,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奥尼尔对悲剧观念的思索、对人类命运的追问,以及戏剧诗意化的表现都对曹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位戏剧大师的艺术作品,都因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洋溢着对人类理想的追求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谈曹禺对《原野》的修改

今年是曹禺从事戏剧创作五十周年。经曹禺亲手厘订并编选的《曹禺戏剧集》十余种,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原野》以其经过修改润饰的新姿先于其他剧作问世,这在解放后曹禺剧作出版上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原野》于一九三六年创作,翌年(旧本误刊为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第三部剧作,在当时曾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被誉为曹禺创作道路上的     

文化与文学：中西叙事思想比较研究管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叙事思想是中西文化在叙事领域的反映,要了解中西叙事思想,需先了解中西文化。中西文化的起源不同,个体观与集体观也不一致。从特点看,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综合型、感悟型的,西方文化则是科学型、分析型、理智型的。把握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利于增进对中西叙事思想的理解。中国小说喜欢善恶叙事、较少形而上的思考,西方小说重视挖掘社会、人性方面的问题,形而上的色彩较浓;西方悲剧侧重严肃、崇高,中国悲剧讲究伦理、悲伤;西方悲剧重视体裁的纯正,中国悲剧的文体意识较弱;等等。这些中西叙事观念的差异,都需要从文化入手,才能有比较透彻的把握。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

20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来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上,其基本的研究模式与其使用"反向格义"来指称,不如以"援西入中"来描述。西方哲学"援入"中国哲学研究的正、负两种模式各具特点,效果亦不相同。对于作为一门"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资源"。中国哲学当下和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应当是"去西方哲学化",其诠释和建构恰恰需要与西方哲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深度互动。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那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从而在"以中为主"的"中西双向互诠"中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

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无论语音、语法、词汇都极为深远。西夏人努力仿照汉语编著西夏语字书、词书和韵书。通过对《文海》、《五音切韵》两部西夏官修韵书与汉语韵书的比较分析,探讨西夏人主动学习汉文化,在充分吸收汉语元素的基础上,重构本民族文化典籍的历程。     

无锡传统街区中西合璧建筑细部分析

“中西合璧”建筑是无锡传统民居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这类建筑将东方建筑的形态美与西方建筑的技艺美结合在一起。文章基于对无锡地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中西合璧”民居的调研,对其建筑细部的结构和形式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无锡“中西合璧”建筑的发展变化是研究中国民居发展的极佳例证。     

汉译西书与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

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与西方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晚清的汉译西书中很早就出现了西式标点符号。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首次强调了文章中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此后，包括接受了西学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相继在各种书籍中介绍并使用了西式标点符号，客观上推动了20世纪初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系统的颁布。     

依中国文化精神建设当代国学

"当代国学"与"近代国学"有别.近代国学之研究,起自中学与西学之对比以及依西学之目标重理国故,其意义主要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当代国学则缘于西学根本局限性之发现以及中国文化生命之复兴的需要.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区别在于:一为"实践感性",一为"实践理性".明此区分,是建设中国学问之当代构架的出发点.当代国学之建设自有当代中国民众的生命实践作为基础,但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感性意识异化原理作启发,兼引当代西方存在论革命之思想,才能一方面从根本上诊治中国传统文化之痼疾,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立心、立命.     

“西学为用”之独重对“中学为用”的逼显——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

历史地看,西学东渐使得"体用"之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出现过"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学之体开出西学之用"和"西体中用"等多种主张。比较地看,这些主张均表现出对"西学为用"的独重和对"中学为用"的轻忽。哲学地看,"人己"、"人我"和"天人"成为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三大课题。面对这三大课题,对"中学为用"的呼唤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就"中学为用"的实质来看,依着儒家的基本理路,其主要脉络在"主体之门的开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体之门的开显"是化解上述三大课题的根本。     

“超越”与“超绝”——方东美论中西天人之际

方东美是在中西交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哲学研究的。他以形而上学为中心,直探中西哲学文化的核心。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在于"圆融和谐"的智慧,即他所谓的"广大和谐之道";西方哲学则是一种以"矛盾对立"为特征的"二分法"思想,它始终不能脱离"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和格局。相对而言,中国哲学精神在根本上具有优越性,它适足以构成对西方哲学的挑战,也是解救其理论困难的唯一解药。方东美的比较哲学研究,已经深入到中西思想文化的核心,但他夸大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优越性,其理论难免"东方中心论"的局限。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一）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模式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文化背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强制的历史合理性相交织,必然引起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剧烈与持久.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文化的人格化代表--知识分子就在不断地探索调适中西文化的途径,文化传统主义、文化折衷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就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依次发展的三种价值选择模式,也是中国人整合西方文化、建构中国新文化的尝试.近代后期,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王国维、陈寅恪、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超越了这三种价值选择,在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融合西方文化、建构中国新文化的主张,表现了中国先进人士整合中西文化的理性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