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未婚生育现象的原因探析——以湖南X村的个案研究为例

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先生育再结婚的现象。这是对我国传统及现代婚姻-生育秩序的颠覆。这种现象已成为主流文化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现行政策应予以控制的社会问题。本文将其视作一种社会事实,通过对湖南X村的实地调查,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简要探讨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在农村,未婚生育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制度、文化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青年外流对地区婚姻问题和自身婚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身婚配的影响,一些大龄未婚农村外流青年择偶难;二是贫困地区女青年婚姻迁移导致当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难;三是农村已婚青年流动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针对农村青年外流带来的婚姻问题,要关心大龄未婚打工仔和打工女的婚姻问题;要关注农村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关注婚姻迁移导致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累积”问题。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欧美女性非婚生育现象研究评介及启示

非婚生育是指发生在法定婚姻之外的生育行为。经济及非经济因素共同导致欧美非婚生育在黑人妇女和没有大学文凭的妇女中增加更多;与低收入未婚母亲相比,中产未婚母亲多提前为非婚生育构建了适当支持系统;非婚生育对未婚母亲及儿童福祉可能具有不利影响。鉴于我国学界对日趋普遍之非婚生育现象的重大忽视,希望通过回顾欧美研究成果,促进我国本土研究意识及进展。     

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的经验证据

采用CGSS(2013)数据,本文实证结果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养儿防老观念增加了农村青年意愿生育数量并增加了对男孩的偏好;2.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的农村青年养儿防老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3.收入增长、教育提升和社会保障完善对养儿防老观念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本研究认为养儿防老动机当前仍然是农村居民多生多育和性别偏好的重要原因,而随着收入增长、教育提升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等经济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观念的弱化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公共决策部门应持续加强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应对未来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少子化带来的养老难题.     

贵州农村生育现状实证分析

贵州农村地区的生育状况,自上世纪90以来,发生了可喜的演变,但依然存在封闭落后、多育、早育以及男性偏好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近年来贵州农村生育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8个成功案例,做了概述和评析,得出贵州农村的生育建设应采取依托基层社区——村寨的结论。     

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城乡之间的比较,借助对婚姻挤压以及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揭示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现象既与个人因素有关,同样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仅在性别上有所差异,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农村未婚女青年的比例较低,最多的大龄未婚女青年集中在城市。而婚姻迁移和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望不同将会对新的婚姻挤压问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试论生育目的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生育目的的含义及其对生育选择的影响生育目的反映了人们的生育动机和生育期望需求,构成生育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目标选择,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因此,这是深层次的基础性的生育文化现象。生育观是生育文化的核心内容,而生育目的则是生育观、价值观在"生"和"育"两个过程中的集中体现。它制约着与生育相关的各个环节文化现象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生育文化系统内部来说,生育目的在生育观中又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我们将生育目的界定为:人类为了繁     

生育文化概念研究

生育文化是人口文化的一部分 ,它本身又分为内涵生育文化和外延生育文化。内涵生育文化是指从受孕至出生后婴儿期的文化现象的总和。它又分为六类 :观念生育文化、科技生育文化、规范生育文化、信息生育文化、行为生育文化、组织生育文化。外延生育文化 ,即内涵生育文化之外 ,而对生育观产生影响的文化现象 ,诸如婚姻文化、妇女文化、养老文化、养育文化、家庭文化、社区文化等等 ,它是一个开放系统     

大间隔生育现象的成因及对家庭生活影响的案例分析

大间隔生育现象以人口的自然生育间隔为基础,在现代社会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根据在某省农村H地区进行的27个个案访谈,发现了大间隔生育现象主要发生在父母于1965到1975年间出生的家庭,且大间隔生育的产生受到经济条件改善、农村养老缺乏保障、独生子女亲属支持网薄弱、邻里家庭生育选择带动、"以大带小"养育方式减轻负担、性别偏好推动、情感需求需要得到满足7方面的作用。同时,大间隔生育会加重家庭预期经济压力、对父母和一孩与二孩的关系产生双向的影响。     

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及生育二孩打算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婚姻质量指人们婚姻关系的状况,是人们对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和生活福利的评价。婚姻质量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婚姻质量较高的人口具有更高的平均期望生育数量。在已经生育了一孩的家庭中,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女性、年龄为35岁以下、城镇户籍、东部地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具有影响。婚姻质量影响多孩生育意向的实现,有助于将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具体的生育行为。对于那些已经生育了一孩且具有二孩及以上的多孩生育意向的人口,婚姻质量越高,其生育二孩可能性越大。这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人口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并在城镇户籍人口、教育程度较高人口中表现出影响。区别于多数研究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分析人口的生育,本研究表明作为婚姻质量重要指标的"爱情"会影响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人类的生育不仅包含着功利性的理性计算,还受到感情的影响。良好的婚姻家庭生活有助于提高多孩生育的意向,也能够促进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生育二孩的行为。     

对农村百户“计划外生育户”调查的分析

近几年,我省农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计划生育工作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旧的婚姻陋习又有抬头,早婚早育现象增加,不登记就同居,未婚先育日益增多,特别是在边远山区尤为严重。1988年10月,我们在子长县、石泉县各抽选一个乡,进行了人口典型调查。从中选出100户有“计划外生育”情况的家庭户进行分析,发现“计划外生育户”在距县城较偏远的地方,户数和     

积极生育政策对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影响的趋势分析

在性别失衡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不断加剧。文章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单区域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充分考虑积极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不同影响,设置不同的方案预测2021-2100年全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利用未婚男性过剩规模、潜在初婚比、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测度我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变动趋势,得到如下结论：第一,2020-2100年婚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先加剧后减缓,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将在2040年左右达到峰值4 913万人。潜在初婚比将在2052年左右达到峰值183.9。第二,1970-2050年出生队列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2020年左右出生队列达到峰值,“10后”男性将面临最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第三,积极生育政策有利于从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缓解未来男性婚姻挤压。出生性别比越快恢复到正常水平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总和生育率越高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第四,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以往被高估。根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普查数据,采用逆存活法测算发现将近一半的“失踪”女性被找回。     

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与当代青年的生育安排北大核心CSSCI

近30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生育问题研究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青年阶段是生命历程中生育行为发生的关键时期,如何鼓励青年生育对于提高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基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提出生育安排的概念并根据定义测算生育安排指数,借助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对青年生育安排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婚姻满意度会显著正向影响青年的生育安排,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和男性做家务频率的增加具有明显促进青年生育安排的作用。将数据根据性别、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和年龄组进行分组回归,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指数,婚姻满意度对促进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增加青年二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婚姻满意度能够显著增加三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提高生育水平,国家应当制定鼓励青年生育的相关福利政策,提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应积极分担家务劳动,减轻妻子在生育和养育子女过程中的压力,增强婚姻满意度。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当代农村女性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农村女性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调查 ,发现被调查女性的生育行为有以下特点 ,即生育率有了很大下降 ,但同时也存在进入孕龄的时间早、生育期比较集中、流产率高以及一定比例的性别选择等现象。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相比 ,显得更为“现代化”。文章还对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尝试性分析。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流动前后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及其变化;并利用调查所得到的城镇户籍人口生育观念信息,比较分析了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表明,流动后农村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减少,生育数量偏好与城镇户籍人口无显著差异;理想子女性别偏好观念有所弱化,但仍强于城镇户籍人口;农村流动人口初育年龄推迟,初育间隔缩短,一胎与二胎生育间隔延长,但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男孩偏好行为的改变滞后于观念的变化。     

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应用在招赘婚姻高度流行区、中度流行区和低度流行区的调查数据 ,本文研究了严格生育控制下婚姻形式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 ,嫁娶婚姻的生育行为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倾向 ,而招赘婚姻的生育行为则不存在性别偏好 ;男孩偏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招赘婚姻的流行显著降低了当地的男孩偏好水平。研究结果为政府在农村降低男孩偏好水平、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婚姻形式与生育水平: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应用在招赘婚姻高度流行区、中度流行区和低度流行区的调查数据 ,研究了婚姻形式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农村人口在社会转型中婚姻与生育的变化过程和后果 ,为在农村稳定低生育率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农村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析——社区生育文化的视角

本文通过在海南省海口市近郊农村的实地调查指出,农村宗族现象的存在、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健全、家庭老年人的压力和社区控制的失灵既使传统社区生育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又强化了村民们的传统生育意愿与行为,而传统社区生育文化与村民生育意愿、行为相互建构、相互支持,从而导致社区出生性别比失调.应发挥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优势,将社区作为控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重要平台,大力提高女性地位,营造两性平等的社区氛围,通过各种措施重塑新的社区生育文化,从根本上解决出生性别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