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以明清时期陕北榆林为例

陕北榆林是晚近成长起来的边疆城市.明初那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蒙古和明王朝之间的军事战争为其提供了发展契机.榆林由军事驻所到三边雄镇,进而成长为地方行政中心,并由此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北边民族交错地带城镇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典型意义.     

论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湟水流域市场格局的影响

湟水流域,属于农牧两种生产方式过渡的地带。明清时期在此交界之处陆续设置了一些营堡以资防御,从而形成了以诸营堡为依托的多层次的市场格局。这种市场格局的变化,又是明清中央政府对这里民族政策变化的结果。因此,研究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在湟水流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这里市场格局的演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明廷针对湟水流域周围蒙、番杂处的格局,实行的羁番御蒙的民族政策,结果在该流域形成了以西宁为中心,以其他营堡为依托的环形状的市场网络。时至清代,清廷转而实行的护蒙御番的政策,则使这里形成了以西宁、丹噶尔为中心,以分布于两城以南以诸营堡为依托的次一级市场体系。     

桑植白族的来源与形成

白族对"民家"、"民家人"之称表现出高度的认同感。云南白族被认为是桑植"民家人"的始祖,对其形成原因,本文主要根据明王朝在全国推行以卫所为主体的军事制度来探究,不难发现桑植白族是"爨僰军"作为归附军戍守卫所留下而形成的。     

清代凉山越嶲地区土司管控模式演变与地方治理

本文旨在分析清代越嶲地区管控模式与土司管控体系的演变过程及其推动因素,探讨汉、藏、彝等多民族杂居区域的治理方式。康雍时期,清廷设宁越营与越嶲营并通过对土司的招抚与监管,形成越嶲卫辖土司与宁越营、越嶲营辖土司的管理体制。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派出抚民通判管理并监管土司,标志着越嶲厅的设置;越嶲营分防汛塘,镇戍地方并监管土司,形成越嶲地区的军政共管模式。道光十三年（1833）,清廷在处置越嶲焚掠事件后,将越嶲抚民通判改为“抚夷”同知,其内在逻辑是清朝治理越嶲地区重点对象的转变,“抚夷”同知兼辖汛塘,增加军事驻防力量,调和汉土矛盾与调整民族贸易形式,形成以政统军的管理模式。     

明末清初峡区土司对外关系的变化

明末清初峡区土司对外关系的变化吴旭长江三峡地区是川鄂交通咽喉、军事要地，史籍所称“外蔽夔峡、内绕溪山、道至险阻，蛮獠错杂。自巴蜀而瞰荆楚者，恒以此为出奇之道”①指的便是此地区。把土司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明王朝在峡区分置了众多的土司进行间接统治，“合诸司地...     

《维西舆地图》所绘清军滇西北边地驻防考

绿营兵是清代咸丰以前驻守西南边疆的正规军,在稳定边疆、开发边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雍正六年(1728),清廷在今维西、德钦、中甸一带设置了维西营,营下设置汛塘,分防驻守战略要地。乾隆十二年(1747)维西营升格为维西协,嘉庆八年(1803)后,清廷调整了这一地区的汛塘设置。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维西舆地图》即是此次清军滇西北驻军调整布防后的军事分布图。维西协防区南连大理、丽江,北接西藏,西通缅甸、印度,地理位置重要,军政意义突出。文章从解读《维西舆地图》入手,探讨了清军维西营、维西协的设置过程,以及清军布防调整对滇西北边地防控的影响。     

明代松潘卫“番人”略考

明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形势险要地区,均设置卫、所,实行军事管制,借以安辑边陲。卫、所制本为地方军事编制组织,“卫”设指挥一人为长官司,“所”设千户一人为长官。松潘地处险要,民族成分复杂,为西南民族走廊的咽喉要冲,也是西藏通往内地的一个桥头堡,为西南边防前沿阵地之一。松潘自唐广德初(763年)陷于吐蕃后,遂有不少“番人”(明代汉籍称今日藏族为“番族”、“番人”等,记松潘藏民为“松藩番”,指文沿用这一称谓,在此特作说明)移居于此。北宋前期,“番族”豪帅潘罗支据有松州,遂改州名为潘州。迨元代,“番人”已成为松潘地区的主体编…     

国家治理视域下宋朝对广西边疆民族首领的调控策略

鉴于北部边疆的威胁,宋朝注重加强对南部边疆的国家治理.为达到有效管控民族地区的目的 ,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积极招纳广西边疆民族首领归附,并构建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职衔管理体制;对竞争失败、不稳定和主动内徙的民族首领进行接纳和异地安置,形成对边疆民族首领的钳制、威慑和吸引;通过赏赐民族首领钱米、食盐和开通博易场等手段,带动少数民族形成对宋王朝的经济依存关系;在民族聚居区建立"城—寨—堡"的军事镇戍体系,形成震慑民族首领的后盾.此外,还逐渐推动民族地区司法的转型,使传统争端解决机制由适用民族习惯法向王朝法制过渡,限制并削弱民族首领的审理权.     

明代朝贡对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代的朝贡制度是明王朝对藏族地区实施统治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不仅加强了明朝同藏区政治关系,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藏区地方经济的发展,增进了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本文试图从经济方面来探讨朝贡对藏族地区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一 明王朝针对整个藏族地区教派林立的状况,在政治上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并在分封的同时,主要针对受封者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朝贡制度。大致可分为三类: 1、年例朝贡,即例贡。各受封的僧俗首领按照明朝的规定,定期向明廷进行朝贡,     

清初岷江上游地区民族教育研究

清代,地方教育作为“教化远人”的手段,积极配合中央统治权利的西向发展趋势,使得西部边疆迅速与中原地区产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方方面面都与中央王朝或中原传统相互交融,西部边疆对中原文化与政权的认同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逐渐展开。岷江上游地区处于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之间,是藏彝走廊的东北边缘,属于过渡地带;由于土地、人口以及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教育在清初得以迅速发展,区域内人心向化和民族融合的态势也渐次形成,继而推动了过渡地带以及民族地区对于中原文化与王朝国家的认同。     

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

《魏书》关于北魏道武帝拓跋早年经历的记载虽然简约 ,但是指认明确 ,论列系统 ,有较为可靠的佐证资料 ,其价值远在《宋书》、《南齐书》及《晋书》诸书之上。本文认为 :拓跋什翼犍死于“君之乱” ,道武帝拓跋在代国灭亡后并没有迁往长安及蜀地等 ,而是一直生活在雁北地区。这些事实都有相当详实的史料根据 ,李凭先生否认这些事实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

文成帝《南巡碑》可进一步充实对北魏前期以幢将郎卫制度为主体的禁卫武官制度的认识。《南巡碑》所见幢将有内都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内小幢将等 ,内都幢将当为负责殿中宿卫的禁卫长官。《南巡碑》所见斛洛真即胡洛真 ,意即“带仗人”(宿卫者 ) ,斛洛真军将或即宿卫军将。雅乐真、胡洛真可能就是史书中常见之羽林、虎贲 (郎 )。《南巡碑》可见大量郎官———内行内三郎、内三郎、三郎 ,内三郎多兼将军号。北魏前期亦有左右卫、武卫、四军、骁游等将军 ,似亦为禁卫武官。左卫将军所兼之南部折纥真即南部下大夫 (尚书南部侍郎 )。文成帝时禁卫武官出身于五六十个家族 ,归附拓跋鲜卑的各部族几乎都有代表人物任职于北魏禁卫武官系统 ,主要以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及素和氏、斛律氏等约十余个家族为主。高车 (敕勒 )族的乙旃 (叔孙 )、斛律氏与北魏禁卫军权的关系极为密切。禁卫武官的出身和来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前期政权浓厚的民族特色及广泛的代表性     

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

最近第一次公布的陕北出土唐至五代三方党项拓拔氏墓志(<拓拔守寂墓志>、<李仁宝墓志>和<破丑氏夫人墓志>),对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拓拔氏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在对上述三方墓志考释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唐初党项拓拔氏部迁徙的历史,即迁徙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辨证其主要家族的世系及活动,解决了过去中外学者研究中的疑难之处;以三方墓志对其祖源的记述为根据,讨论了学界长期争论的党项拓拔氏的族源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史书及<拓拔守寂墓志>所记其源于西羌为确,并研讨了党项拓拔氏从唐末后攀附元魏鲜卑拓跋氏的过程.     

论拓跋鲜卑的西郊祭天

西郊祭天是北魏孝文帝改制前拓跋鲜卑统治者最重要的祭天形式。淫祀诸天神、女巫主祭下的骑驰绕坛、夏四月西郊祀天等是西郊祭天的显著特点，它是拓跋部传统的天神崇拜、草原游牧民族的祭祀仪式与汉族的郊祀制度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其长期存在则是因为适应了三分结构的社会现实。     

宋代蕃兵制度考略

为了适应对夏战争的需要,宋朝在西北边疆地区建立了一支强悍勇敢的蕃兵少数民族部族军队.蕃兵建立和制度化的过程始于北宋初,之后随着蕃兵兵团在西北地区的日益组建,逐渐形成了蕃兵军事职官除授、蕃兵选刺、训练以及有功迁赏、违法处罚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先后颁布和实施,对于加强蕃兵管理、确保蕃兵质量和战斗力的提高以及激励蕃兵英勇杀敌、保家保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魏书》史论的特点及价值

<魏书>是一部皇朝史与民族史相结合的杰作.其史论中所包含的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统一意识、门阀观念等特点,明确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民族纷争到民族融合,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特点和价值.<魏书>史论对全面认识北朝的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析清初对青海藏族社会的治理

清代初期,对青海藏族部落的治理,经历了由松到紧的一个过程,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发生是此过程的分水岭。文章主要探讨了顺治到雍正年间对青海藏族部落治理的状况,认为通过雍正年间的悉心治理,清代加强了对青海藏族社会的管辖。     

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

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是元朝在藏区设立的三大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一,治所在河州。对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学术界至今尚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实际上是由这样几部分组成:一是"掌军民之务"的宣慰司系统,如总管府以及总管府下辖的各州、县,这一系统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二是都元帅府所属的军事系统,如元帅府等;三是吐蕃等处宣慰司兼管的万户府等。四是招讨使司系统。二、三、四系统均以军事管理为主。五是管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宗教机构,但这一系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中。一些论著中之所以未能理清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理体系,其原因就在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与都元帅府两大系统都兼有一定的军政管理职能,也都管辖着相应的行政与军事机构,只是吐蕃等处宣慰司更侧重于行政管理,而都元帅府则偏重于军事防务。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试论“猺”、民、汉的演变——地方和家族历史中的族群标签

广西大藤峡地区在明代以猺乱频繁而闻名。明中期,桂西土司狼兵进入当地平乱,明政府安插教化,形成了猺、獞、狼、民等族类共存的格局。清朝,隨着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土著通过创建宗族等方式建构祖先的士大夫形象。现今该地区被称为猺、獞、狼者已踪影难觅,取而代之者是被认定为汉族的人群,大多族谱也称祖先来自广东。族群标签及族谱编撰的背后,呈现的是地方社会变迁与国家秩序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本文以大藤峡地区崇姜里人群的身份变化为个案来揭示此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