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误读:北宋词学观之文化观照

“艳词”与“小词”、“本色”与“诗化”是北宋词学观的两对最主要的理论范畴 ,前一对范畴体现了北宋文人对词之体性与价值的误读 ,后一对范畴则是北宋中后期对词的本体误读的结果。北宋词学及其观念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导源于他们那种建构在误读的基础上的词学观 ,而此种词学观念的深层根源则是当时以复归的儒家文化为价值指向的士人人格与主体精神的冲突。对这种深层文化根源的追寻与观照对于准确把握北宋词和词学的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     

元遗山词概论

金词继北宋余绪受南宋豪放词家影响,《惠风词话》称:“金源人词伉爽清流,自成格调。”元好问生当金朝末世,饱经丧乱,他将一腔经世之志、丧国之悲、身世之感、悯民之情寄托于词。其词风慷慨雄爽,低徊顿挫,熔婉约豪放为一炉,化婀娜刚健于一体,集各派之大成,不仅为金词之冠,并足与两宋大家媲美。     

弦外听音，明辨深意——以“朱颜改”指代为例兼评李煜词

李煜的词以北宋灭南唐为界,分前后两阶段,尤以后期词在素材的选择和感情的抒发上臻于高超水准,使之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李煜后期词的代表作,古来品评颇多,对内容、特点之理解见仁见智。本文试以“朱颜改”为例论之,阐释读词辨意之要旨,兼议该词词作特点和社会意义。     

论晏欧体

晏殊、欧阳修所共同构成的晏欧体,是北宋士大夫词人的初祖,晏、欧共同具有“以诗为词”、“诗人之词”的一面,从而保证了词体有别于诗的独特风格;欧阳修首次对柳永实现了接纳,接纳的原因主要在于欧阳修不同于晏殊的人生态度;晏、欧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改造艳科之词而为士大夫词。以诗为词的尝试,深致的情感表达,构成了晏欧词体士大夫化的具体内涵。     

苏轼“以诗为词”辨

苏轼在北宋词坛上,冲破“词为艳科”的藩篱,打破婉约派的一统天下,开创了豪放词风。世人为之哗然,纷纷用“以诗为词”的说法来否定苏词。解放以来,很多专家学者则又沿用“以诗为词”的说法,来肯定苏词。但是,这种说法究竟符不符合苏词实际?本文就此谈点一孔之见。     

有宋“倚声家初祖”——从宋词发展的历程重新评价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依对唐五代词革新程度的不同 ,将整个北宋词坛划分为“传统的唐五代派”和“革新的宋词派”。前者以晏殊为开祖 ,主要承袭唐五代词风 ,创作着“虽小却好 ,虽好却小”而“堂庑特大”的小令 ,在晏几道之后几无嗣响。后者以柳永为代表 ,于小令外大量创制慢词 ,全方位地突破了唐五代词风 ,影响所及直到南宋。人称晏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考虑到柳永对宋词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他不但是“北宋倚声家初祖” ,更当得起是“有宋倚声家初祖     

宋代咏物词的艺术鉴赏

作为诗的特别形式的词,产生于隋唐,流行于五代而盛极于两宋。随着词作创作的繁荣,作为词的重要题材之一的咏物词,至宋也日渐兴盛起来,到南宋咏物词已蔚成大观,成了宋季词人(婉约派)借物抒情的最适宜的表现形式。蒋敦复所说“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宋诸公有之”(《芬陀利室词话》)的话,就概括了这一特点。     

张先词的写影造境艺术

北宋词人张先以善于写影而著称。影不但是其体情写物的独特角度,而且是其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的集中反映,是构成其词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其词之中“影”借助“水”“月”等介质形成了清幽杳渺空灵的艺术意境,脱离了“花间词”秾艳的色调,展现了北宋前期文人追求幽远清雅的审美情韵与内敛的创作心态。     

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论略

北宋末年社会上层的纵情声色及世风的变化为俗词的创作兴盛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北宋末年俗词创作的作家队伍非常广泛，俗词创作的题材内容多种多样，俗词创作的表达方式已不同于柳词，而时常以多种戏谑方式掺杂在一起而获得审美效果。其中有不少低级庸俗之作，亦有部分作品自觉承继了“谈言微中”的传统，轻松诙谐之中寓针砭时弊。     

云间词派论略

“云间派”是明清之际的一个重要词派 ,它结束了元明词中衰的困境 ,开启了清词中兴的门户。该派崇尚南唐北宋之词、倡导风骚之旨 ,推崇风流婉丽、含蓄蕴藉的审美理想 ,并实践了其词学观 ,创作了富于时代精神和现实内容又具有词体本色的婉约之词。     

南北宋词异同平议

南北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显著.北宋词多风花雪月之吟唱,无寄托可供寻觅,多即席配乐而作,多自然感发、率情之作;南宋词多黍离芰麦之悲苦,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以费心构思、巧妙安排为主,逐渐演变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清人在朱彝尊之前大都喜爱北宋词,朱彝尊之后南宋词备受推崇.事实上,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北宋词处于词的兴起期,南宋词处于词的高峰期,这是词史发展的必然.     

两宋词坛雅俗之辨的文化阐释

雅俗之辨始于北宋而盛于南宋，是两宋词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主题。该主题是由 两方面的内容组成的，一是艺术创作上的雅俗之辨，一是文化层次上的雅俗之辨。北宋的雅俗 之辨主要侧重于艺术方面，基本上是属于艺术创作论；南宋的雅俗之辨则超越了艺术的范畴而 扩展到了雅俗两大文化层次的辨析，具有了“文化论” 的内涵特征。这种发展既取决于两宋时 代精神的新变，又体现了其文化价值取向在词体创作中的演变。但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均根 植于宋代文人士大夫雅俗并存的双重文化性格。     

南宋词学体派观的生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两宋词体派的界定,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人张铤,后人多主此说。应该说论宋词之体派,始于南宋。南宋时期奢谈诗歌体派,而论词之体派,就是濡染这种风气的结果。自北宋以来,于《花间词》外溢出的词风不只其一,而析宗别派,叉是南宋文坛的风气,尤其是对诗派的论争,作为“诗之馀”、“诗之流”的小词,也就被包容其中了。南宋论词之体派,主要涉及有白石衣钵和传承东坡两家,而点击苏轼的频率较高,情形也要复杂得多。苏词的反传统性为南宋词坛所青睐,除此之外,词为亡国之音的诗教观、词的雅化运动、道学家的参与等,更是左右南宋词学体派观趋向于反传统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典词学南北宋之宗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学南北宋之宗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条线索中:一是偏重以北宋词为宗之论的承传,二是偏重以南宋词为宗之论的承传,三是主张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的承传.上述三条线索,从不同维面展开了元代以后词的基本审美取向,共同构建出元代以后词的基本创作路径与艺术格局.     

论苏轼豪放词在北宋的尴尬

苏轼《东坡乐府》中的豪放词 ,在当时并不为社会所欢迎 ,以致“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等人 ,也远“豪放”而近“婉约”。这一现象的存在 ,充分体现了北宋词人对本色词的艺术追求与注重 ,并由此建立了“词以婉约为正宗”的传统词学观。     

辨《人间词话》之“真”

真乃《人间词话》之核心王国维《人间词话》最重“境界”,开篇即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此“境界”之标举,固超乎流俗,独树一帜,然加细味即可发现,境界乃《人间词话》之主旨,而“真”乃“境界”之核心。正如王氏所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在这里,境界包含自然景物与主观情感两大要素,然无论景还是情,皆赖一真字,舍真即无所谓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可以说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但它并非始于苏轼。北宋初中期,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入手,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作法,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运用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诗为词”创作倾向在北宋初中期的产生,除了词人在主体创作实践方面的努力外,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诸如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文体之间的学习与渗透、时代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群体身分的特殊性、作家观念的改变、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古池残水露新荷──读陶尔夫和刘敬圻的《南宋词史》

古池残水露新荷──读陶尔夫和刘敬圻的《南宋词史》钱鸿瑛对南宋词的评价，古往今来，意见分歧。推崇者如朱彝尊，其《词综·发凡》云：“词至南宋而极其工，而宋季而始极其变”；王国维《人间词话狈悄：“北宋风流，渡江遂绝”、“其堪与北宋人颌顽者，唯一幼安耳”。真...     

论浙西、常州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清代词学,以浙西、常州两派为大宗。而两派论词,均以宋词为指归,只是南宋姜、张雅词符合朱彝尊、厉鹗“醇雅清空”的审美规范,因而被浙西词派所推崇;北宋浑涵自然的令词则给张惠言、周济的“比兴寄托说”留下了更为宽广的阐释空间,因而为常州词派所瓣香。所以说,南、北宋之争的实质乃是两派词学理论论争的表现。今日治宋词者在借鉴两派理论时,应还原其历史语境,跳出其门户之见,以还宋词本来面目。     

庚辰读词札记(八则)

庚辰年学习札记八则:秦观淮海之号得之于沈约诗句;温飞卿词“小山”实指枕屏;易安词“乍暖还寒”之误;东坡《浣溪沙》词“牛衣”当为“半依”;戴复古《贺新郎》词中丰真州为丰有俊;王鹏运所欲得之《樵歌》,非独谓朱希真词;词于明用、暗用典故之外,尚有明用前句而实用后句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