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基于2003—2019年中国与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降低语言壁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显示：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语言距离主要通过成本机制作用于贸易和投资;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距离对我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采用当地官方语言而非英语更有利于降低语言壁垒,推动投资活动顺利进行。明晰语言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摩擦,促进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增长。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东道国视域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共赢的特征,是新时期我国推动构建面向欧亚、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当前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东道国的国际投资合作不断取得突破。基于东道国视域阐述"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机制,建立GMM模型分析OFDI演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一带一路"OFDI的形成机制不仅受中国与东道国总体交往的联系紧密性影响,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与制度质量环境也非常重要。为高质量提升我国"一带一路"OFDI的投资效应,需进一步强化政府间全方位战略合作机制,优化投资空间布局,创新合作型投资模式,提高"一带一路"OFDI公共服务水平。     

“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影响母国对外投资的因素较多,其中不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母国对外投资存在不同的影响效果。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厘清“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对于保证我国企业的稳定性与生产过程的延续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实证方法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政治风险中的外部冲突、法律秩序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显著;在不同的BIT指标影响下,我国对外投资与双边协议的关系不显著,其主要是受到我国双边协议质量低以及对外保护程度不足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生产要素补缺效应、投资收益效应、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和出口规模扩大效应来促进国内投资增加,本文根据1985～2008年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及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度数据,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度量。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实证研究

在用GARCH模型定量测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率的基础上,通过Johansen协整方法对1994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变动幅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三者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将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规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幅度与中国ODI是正相关关系.为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ODI的生产成本效应和财富效应,提高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投资提供帮助、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和弹性或许是未来进一步发挥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杠杆作用的有效措施.     

制度质量、制度偏向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99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存在较为复杂的制度偏向,对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制度质量相对中国落后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质量差且制度差距大的国家;对技术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国家以及制度质量相对中国高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相对较差、但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对资源欠丰裕的国家,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是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高、但是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总体而言,中国OFDI的区位制度偏向是市场动机和非市场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制度质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应逐步加大对制度质量高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通过制度间的碰撞与融合,不断获取制度溢出,进而产生制度逆向效应,促进国内制度质量的持续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进步——基于动态效应的分析

对于后发优势国家,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传导机制的新型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吴有高度战略意义.本文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进行分析,并加入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GAP,测度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更进一步在重点时间区同(2003年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急速增长)上细致地检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获取了理论上的逆向技术外溢,带动了国内技术升级.实证结果表明,自2003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迅速增长,但其对国内技术进步之驱动作用反而降低.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还缺乏引导,并没有达到量与质的统一.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心理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基于高管海外背景和华人移民网络的调节视角

文章旨在探索心理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和华人移民网络对心理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2008—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距离与企业OFDI之间呈"U"型关系。从企业层面异质性而言,高管海外背景负向调节心理距离与企业OFDI间的"U"型关系;从国家层面异质性而言,华人移民网络弱化了心理距离与企业OFDI间的"U"型关系。文章结合国际化进程理论和心理距离悖论理论,将心理距离、移民网络和企业异质性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对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投资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对其的影响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首先对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利用2003—2012年中国27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贷款余额占地区GDP比重衡量的金融发展深度和以私人信贷比度量的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都对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本文还验证了一些传统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出口、吸引外资和储蓄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与趋势分析

本文选取浙江省1993～2006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为分析框架,就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判了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同时扩展了相关模型,对浙江对外直接投资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作了预测。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布局优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入推进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布局优化创造了机遇和条件。目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仍然偏小,但已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东盟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企业会面临来自东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应制定差异化、针对性投资策略,重点对新加坡开展技术导向型投资,对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开展市场导向型投资,对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开展产能转移型投资,对东盟各国开展重点领域的资源合作型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在此思路下,本文提出建立投资协调机构和投资合作机制、加快《投资协议》升级谈判、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创新、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和范围、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防控和动态监管等对策建议。     

欠发达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策研究——基于甘肃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0—2007年的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与甘肃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里,甘肃对外资的吸引主要依靠宏观政策的优势,而且甘肃外商直接投资对甘肃经济增长的长期供给溢出效应作用大于短期的需求拉动作用。最后给甘肃乃至欠发达地区提出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判断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阶段及未来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