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公共性与新兴城市文化治理机制探讨

本文基于文化公共性特征以及理论界对公共领域的探讨,提出当前公共文化领域转型应以文化公民权的保障为前提,文化治理机制的确立为关键,核心价值的共识为目标。文化治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机制,它鼓励地方文化分权、基层多元自治管理和公民文化参与实践。公众对公共领域文化生活的充分参与,提供了一条形成公共秩序的文化途径;它将有助于在公共领域中重构文化主体性价值。本文提出促进公民积极的文化参与实践、搭建开放的创意社群网络及构建公共文化领域内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实现新兴城市文化治理的路径。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行动者身份的品牌化认证、互动空间的公共性转换、服务能力的联动式升级及发展方向的国家在场化定位是"让公共文化服务运转起来"的成功之策;文化项目的品牌化、文化空间的公共化、文化服务的平台化和文化互动的网络化及国家的常态化在场是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以文化为纽带并以文化建构为目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生成、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合作及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论公共治理机制及其整合

公共治理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基于互动和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公共行动体系。它主要包含参与、合作、网络和责任四个运行机制。如何实现各机制之间的有机整合,发挥各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提高公共治理活动的整体绩效,是公共治理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公共治理机制的整合有赖于明确各机制的作用和地位、强化公共性的价值理念、形成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和培育相互信任的公共文化。     

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政府职能与角色定位--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愿景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现阶段国家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文化治理模式。作为该治理模式中的主导力量,政府必须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秉持公正、公益、均等、普惠的公共价值取向,明确政府职能,清晰政府角色,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公众参与、“双重”商业化与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的生成与转移——以短视频平台为例

本研究以短视频平台为例,论述了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的生成与转移机制。从较长时段的当前史视角来看,数字时代的公共价值,是在媒介技术演进机制、逐利的欲望机器与公众的社会交往机器三者之间的深度关联之后,所形成的大规模公众参与的数字文化实践中生成的;而它们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又使得大规模公众参与的数字文化实践随着技术媒介形式和媒介平台的更迭,不断以块茎式、游牧式的方式生成与转移,从而构成了数字时代不断延伸的公共价值“逃逸线”。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化因素对数字平台公共价值兼具构建性和耗散性效应,因而也是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生成与转移的重要要素,对其复合作用的评价需要超出单纯的拒斥或赞誉这两种常见的态度。本研究通过对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生成与转移机制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大规模公众参与的人民性、公共性与社会建构性,从另一个侧面重申了公众参与的重要价值。     

文化治理与社会重建: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框

文化治理是一种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体现了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管理向现代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转变。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现代呈现出的式微趋向,究其根源在于整体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缺失、社会公共文化治理的缺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多元互动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是对现代社会公共性重建的现实回应。     

大庆市博物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创新实践

公共文化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公民文化权益的实现程度,更是在提升国民素质,促进文化交流等文化软实力方面的重要因素.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影响力.实现博物馆价值的最大化,就需要认清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当中的重要地位,分析博物馆运营的现状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论公共治理的技术与价值的矛盾

在公共治理过程中 ,因大量吸收私营管理的技术 ,出现了依附于技术本身的价值与公共行政及管理自身所追求的特殊价值相互矛盾的现象。这些矛盾会使公共行政与管理的公共性衰落 ,使公共决策参与者与公共管理者的公益精神下滑。在走向更好的公共治理过程中 ,应重新确立公共性与公益精神的地位。     

试论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共性的缺失及救治路径

＂公共性＂是分析现代政府活动和行为的重要工具,对公共管理公共性价值的探讨则有利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本文在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立足研究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进展状况,探索公共性价值取向偏差及其引起的政府失灵、权力寻租等一系列公共性缺失现象,并从政府应树立公众至上的理念、建构参与式国家、建构公民社会、法治观念与制度、加强公民公共意识教育等层面,阐发了公共性缺失的救治路径。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转向、困境与适配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也包含精神富足。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能凸显治理的民生性、均衡性以及效能性，这对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理念、内容、制度、结构、效能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治理虽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仍面临服务供给与精神文化需求匹配性有待提升、公共文化资源均衡性有待改善、文化治理主体协同性有待发展、公共文化秩序规范性有待完善、公共文化投入协调性有待增强等现实困境。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亟须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导向，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缩小文化发展差距，优化文化治理主体，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文化投入效能，助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新时代公共文化治理理路

为夯实文化自信的社会根基,新时代的公共文化治理致力于营造让国人达成文化共识的环境氛围。当前,政府在国家治理进程中不断提升公共文化建设水平,群众藉由公共文化生活持续提增人生意义和自信,文化供给组织凭借多方积累社会资本逐渐谋取发展自信,这些正推动着文化自信的多维建构。而在为民谋福、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引领下,这项治理不仅需要通过消除行政部门行动方式与文化制度理念的偏差来增强治理效能,还应对民众充实人生意义提供强力支持来协助其提升人生自信,并以改善文化供给组织发展环境、提升供给体系创新力来实现公共文化供给的精益化。     

人的公共性与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确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开放的公共空间。然而,随着公共时代的到来,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缺失表现得日渐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公共性"文化的缺失、传统生活中个人自主意识的缺乏,以及现实生活中"公共性"空间的缺位三个方面。公共文化是与公民身份、公民的公共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其分为内在公共文化和外在公共文化。内在公共文化是公共意识确立的理论基础,而外在公共文化通过其服务体系的建立,成为公共意识确立的实践基础。     

论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实现

公共价值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化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客体的公共效用、主体的公共表达和具有公益导向的普遍规范。公共价值的凸显以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为背景;公共价值的生成以物的公共性为客观基础,以公共理性为主观条件,以公共领域为社会前提;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治理为理想途径,以心性修养为重要方法。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论"非直接利益冲突"与公共精神的培育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反映了当下公众价值取向上认同与质疑、动机与效果、参与与规避的矛盾与冲突,是形成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表征.治理诸如"非直接利益冲突"之公共危机,应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出发,以信心与参与、信任与合作、共生与责任为着力点,培育公共精神.这一研究表明,在社会价值观建设上,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注重培养独立人格,凸显多元共识,体现"以人为本".     

动态治理在中国:何以可能与如何可为

相对于静态治理,动态治理是指公共管理的权威结构尤其是政府秉持开放理念与创新精神,动态、系统地革新公共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以回应社会公共需求,逐渐促进公共事务由善政向善治的嬗变。从制度文化的底蕴发掘与心智支撑方面看,新加坡的治理实践是一种尊重特定政治生态的持续发展和整合模式,能够依托于既定的制度构架而显著提升其治理能力。基于文化的亲缘性,中国可以从新加坡的动态治理中获取治理改革的活力因子,通过优化政策过程,以嵌入式学习与制度创新方式,循序提升和释放管理行动者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从而助益于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逻辑、原则与现实进路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一个从理念形成、理论发展到战略实施的历史过程,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紧密相连,是当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坚持整体性与发展性相统一、民族性与全球性相统一、人民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在现实路径上,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二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创新文化模式,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三是完善顶层设计,推进"文化中国"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四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形塑良好的国家形象;五是加强文化治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基于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构建问题研究

公共文化构建契合于公共管理体系中,更体现共享和多主体的平等参与,在公共管理走向国家治理模式后,文化治理成为公共文化构建与公共管理耦合的本质体现,也成为公共文化构建的方向选择.当前由于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公共管理视域下公共文化构建存在诸多的困境,表现为政府主导与国家责任、主流价值形态与个性化需求的矛盾、均衡与失衡、公益性与市场逐利性、绩效评价等问题;从公共管理角度切入,摆脱困境,需要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并在服务设施建设和服务能力建设上下功夫,更要抓住内外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创新这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