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财政理论界关于中、西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逐步深入，尤其集中表现于在我国财政理论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国家分配论”与以西方经济分析方法为基础的“公共财政论”之间的比较研究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界普遍认识到：“国家分配论”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与剖...     

当代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从时间维度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关于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从空间维度看，百年大变局推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变革，带来东西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从文化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合思想”,为处理当前国际关系注入新理念。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国际安全形势、提出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所包括的“六个坚持”内涵科学、体系完整，既是对原有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指明前进方向。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安全理论批判和超越，在实践层面上为构建全球安全治理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和本质要求,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依附论”和“历史终结论”。具体而言,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表现在三个向度：现象发生学向度力图重思从“西方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变;历史发生学向度旨在呈现从西方“全球殖民”到中国“全球治理”的世界图景;系统发生学向度重在超越资本主义“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进路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各个要素的内在联系。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资本主义局部现代化困境、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资本主义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本主义生态破坏危机、资本主义侵略剥削路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基于此,我们要以数字经济为现实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性方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局统筹,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样本;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布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开放路径。     

“国家分配论”应如何发展?

几十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财政本质观，其中“国家分配论”无疑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该理论自６０年代初在我国确立了主流派地位之后，一直保持至今。市场取向的改革导致了人们对于“国家分配论”的重新认识。然而，在市场经济下，“国家分配论”是不应当...     

应对“修昔底德陷阱”：共生理念与法则

面对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应当从共生理念与法则的研究中得到启示。共生作为一种理念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无论是在自然界生物领域还是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中,共生作为事实和规律都存在着,它是我们可以从自然界和客观历史中抽离出来并运用于社会组织以及作为价值导向去追求的。该文从共生理念和共生法则进行事实和理论的分析,揭示出共生的多样性、复杂性的方法机理,概括共生法则的核心内容,为处理当前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共识基础。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叙事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修昔底德的写作策略为例

本文以修昔底德研究为个案,分别从史学理论界、史学史界和普通史学家群体等三个层次,分析引入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进而揭示叙事理论对史学界的影响,以及现代史学史上理论与实践的特殊关系。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从疫病演变的自然界发展逻辑来看,史前的“地方性”疫病发展到“区域性”疫病,进而演变到全球“公共性”疫病,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命健康的现实问题。从国际社会应对疫病的实践逻辑来看,“区域性合作”发展到“全球性合作”,大国合作而非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是战胜疫病的历史选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揭示了各国相互联系、依赖不断加深的“客观规律”,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决全球“公共性”疫病问题的根本路径。根据上述逻辑理路,当今国际社会应当顺势而为,加强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卫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全球数字治理秩序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成为影响大国综合实力对比与战略博弈态势的关键因素,全球数字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中国持续性的崛起必然会对全球数字治理秩序的演变产生深刻影响。本研究在明晰全球数字治理秩序的核心构成要素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来自体系层面和单元层面不同因素对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全球治理策略的影响,构建了由“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竞争性—合作性”组成影响类型分析框架。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的现实挑战与路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与世界对话的过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是党和国家适应时代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求，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全球话语格局长期“西强中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仍面临自身“话语窘境”“传播困境”及西方“话语霸权”“话语陷阱”等问题与挑战。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需要政党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媒介、话语受众等要素的相互配合和协同推进。     

评经济“趋同论”

早在60年代初,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就提出了经济“趋同论”。他们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在社会技术革命的驱动下,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走向趋同和一致。“趋同论”作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斗争的一种理论,抹煞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混淆两种经济的界限,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近几年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理论界的一些同志,把西方学者提出的“趋同论”几乎原封不动的搬到我国来,当作新观点、新思想,大加宣扬和传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义务宣传员。我们觉得,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有必要对“趋同论”作一番评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重构及立法建议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过程中,各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政策和实践基本相同,形成了“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治理结构,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三级所有”的表达及具体治理机构的设置上。理论界基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不同认识,对其治理结构形成了“公司构造论”和“国企模仿论”。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偏颇,或者模糊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或者忽视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发展的阶段性。应当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为基础,承认其发展的阶段性,并允许其自主决定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此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自治阶段论”。在观照现实、参考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时可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结构进行妥当的安排。     

从“脆弱性”到“韧性”: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再论悖论并非辩证矛盾

在国内学界有关悻论问题的研讨中，“悖论是辩证矛盾”是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观点。70年代末80年代初，杨熙龄教授在评价西方逻辑悻论研究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修论是形式逻辑系统中出现的辩证判断”（可理解为认知层面的一种特殊的辩证矛盾）的观点，并述介了罗马尼亚员利·瓦尔德院士等人类似的主张以及与之相呼应的西方“不协调逻辑”学派的“真矛盾”理论①。针对这种观点，张家龙教授曾连续撰文，以语义掉论和集合论修论为例，严格地论证了停论的逻辑矛盾性质，指出如果把停论当成辩证判断，“这就把辩证法变成了逻辑矛盾的庇护所，从…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做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如何借助法律全球化的“东风”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需要各个层面的对话。     

问题的当下性与理论的原创性——关于当代文化理论建构的一点思考

当下中国的文化理论界,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未能摸索出一条有效的阐释范式。学界或者紧跟西方文化思潮,以流行的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导致研究理论与对象的错位;或者与之相对,试图以本土化建设抵抗西方“影响的焦虑”,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与文化自恋情结,仍未能走出西方的理论陷阱。基于此,我们必须摆脱理论上的“自我殖民”,超越传统/现代、中/西、本土化/全球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与当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着手,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深植于当下生活的土壤与生命体验的本相,建构契合当下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的文化理论,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理论缺少“元话语”的局面。     

中西文论中的“复义”刍议

复义理论是新批评派文论中的重要理论，它在西方的文学理论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同复义理论相应，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关于“含混”这一美学现象的论述，通过两种文学理论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外文论在“复义”这一概念上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     

共享经济下社会保险制度创新研究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与传统的典型劳动关系完全“捆绑”的制度设计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共享经济的新形势，应当将社会保险与传统体制内典型劳动关系脱钩，实现分层设计与分层治理。共享经济新型劳动用工形式再次对多重劳动关系理论或兼职理论提出了挑战，其合法性认定与社会保险义务与责任分配问题亟待破解。社会保险领域的重复保险问题也更加凸显，应当坚持否定重复保险为一般原则，兼顾不同险种特性做差异化调整：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不能有重复保险;而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可以容许重复保险。社会保险账户构建与管控，应当处理好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的关系；借助国家“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网络信息平台，构建全国统一的个人账户新系统。应从思维模式、制度设计、法律规制等层面，破解自愿弃保或协议弃保问题。     

社会演进视阈下的社会阶层涵义新界说

我国理论界对社会阶层涵义的界定主要有“等同论”或“并列论”;“细化论”或“延续论”;“职业论”;“特定论”;“收入论”;“时代论”;“二重论”。其观点都有各自的立论依据,但又都存在片面性。对社会阶层科学内涵的认识应在社会演进这个变动视野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来进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