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公平与程序：以公共领域建设拓展制度韧性

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来看，福利国家模式的普遍确立，将一种更加精致而复杂的福利组合关系引入到发展进程中来。这种权利关系的参与者是国家、市场、家庭和第三部门，由此体现出来的稳定秩序，需要满足三个不可相互化约的前提：经济领域中的功利主义追求，应当有助于提高效率；社会领域中的价值规范追求，应当有助于维护公平；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原则运用，应当有助于保障个人自主和社会权利。福利国家良好运作所依赖的稳定秩序，其核心机制是制度规范的整合功能，而作为制度规范的创生土壤，公共领域获得了与经济管理和社会公平同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地位。高度现代化时代的国家制度竞争，归根结底在于公共领域的完善程度与改进能力，这是理解制度韧性的关键。     

福利态度还是福利程度：福利国家再认识

福利国家表明国家承担起对公民的福利责任,凸显了国家的福利功能,并不是高福利的代名词,不同时期福利国家的福利程度都在发生变化,不同模式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也相差甚远,因此,福利国家首先是一种福利态度、福利理念,其次才是一种福利程度。我国应借鉴福利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     

福利国家的国家福利责任简析

依据国家在福利供给中的责任承担方式,西方福利模式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福利国家时期、福利国家时期和后福利国家时期。在不同的福利模式阶段,其社会经济背景和思想基础明显不同。     

西方"福利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兼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

本文追溯西方"福利社会"理论和实践的缘起和发展.探讨了"福利社会"作为取代"福利国家"的政治改革口号;作为福利国家改革的一种理论思潮;作为福利国家的改革实践的基本内涵,同时,还进一步关注在全球化下,"福利社会"的"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和"社会质量"取向,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反观当今中国社会建设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本文从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和发展政策的整体性两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在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均衡的多元分担机制、普遍的国民待遇、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在发展政策上的整体性:目标干预上的整体性、发展维度上的整体性和能力建设上的整体性.     

我国福利制度的特点及未来走向

当前,我国社会福利快速发展,并引起我国福利制度未来走向之争.本文试图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及未来走向进行讨论.首先,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经济、福利文化等三个方面分析塑造我国福利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辨析其在国际社会政策比较中的独特性;其次,总结我国福利体制的特点:社会福利被放在次要地位,福利支出相对较低,具有明显的地域和职业分割;最后,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向作出判断,并对我国是否会走上福利国家道路这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未来我国社会福利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但仍将采用福利多元化的发展策略,而不会走普遍福利式的高支出福利国家之路.     

债务危机与福利制度:基于福利生产模型的分析

统计资料显示,欧洲国家主权债务与其福利开支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福利生产模型全面揭示了经济发展、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福利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主权债务国家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增长乏力是导致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且影响了福利制度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调节工具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分离使希腊等国家被迫通过单一的借贷政策来维持福利开支;民主超载导致了福利开支的非理性膨胀,又进一步恶化了此次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从以上三个视角的比较分析看,社会保险型体制比福利国家体制更具优越性。     

政府理念创新与构建“福利政府”

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背景下,满足不能完全参与市场竞争社会群体的生活需要,是构建"福利政府"的社会基础。非商品性、普遍性、统一管理是构建福利政府的基本原则。构建福利政府,应不断增加福利支出、注重社会公平、构建完善的福利体系。     

超越福利国家:自由发展观的考量与审思

福利国家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在创造神奇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危机与挑战。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福利国家陷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困境,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西方学术界的左、中、右三个学派均从各自角度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福利改革重组方案。这些思路对于福利国家的基本内容和根源考虑不足。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重新审视了人类的自由与平等问题,为福利国家的福利理念、福利内容和福利提供机制的反思提供了本质性的启示与参考。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应该在坚持国家福利作为、深化福利内容创新、积极培育福利主体三个维度上有所作为。     

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挤压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作者在不否认人口对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又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将对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产生长期的挤压,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政府大幅度增加国民福利的支出.     

公共权力与公共福利保障——兼论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诉求与保障

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公共权力自利性膨胀倾向与公共福利保障之间的悖论为核心,指出了公共权力的双重属性对公共福利产生三种作用:促进、阻碍以及促进和阻碍的混合状态;探析了社会个体福利诉求何以整合为公共福利,并指出公共福利诉求不能仅仅为社会强势集团所垄断,应从社会整体繁荣中普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福利;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应在平衡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福利诉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     

近代以来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的制度主义分析——兼论对内地福利制度改革的启示

本文运用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将近代以来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作为个案,揭示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是如何影响社会福利发展的.并指出,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正在经历从自由主义向合作主义的模式转型,表现为福利主体的多元化、福利对象由"补救型"转向"普救型"、高福利支出与低福利系数并存及福利资源的日趋整合;社会福利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在特定历史变迁过程中受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香港经验对于内地社会福利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包容性增长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构建

包容性增长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与近年来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一脉相承,体现了对国家未来思考的系统性和理论探索的延续性,它不仅提供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也提供了一种政策胸襟和发展手段,作为新的执政理念和战略思想,包容性增长将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中国发展模式".包容性增长是对贫困认识的深化和对中国式失衡充分反思后的结晶,强调公民权利,反对社会歧视和排斥,倡导人们机会平等、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强调共享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目标路径相契合,从而也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理想路径.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欧洲民族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取代了教会的社会职能 ,并根据政权形式的变化、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世界的压力 ,逐渐形成了现代的福利国家。要回答现代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 ,必须了解 :一、民族国家外部条件的变化 ,二、民族国家内部社会需求的变化 ,三、国家政权机构和合法性的变化。本文分析了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履行现代社会职能的国家形态的本质特性 ,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功能 ,并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为案例 ,分析了福利国家在内外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变化中的改革发展道路和方向     

福利模式对慈善事业的影响及启示

慈善事业发展源远流长,但随着现代福利制度的产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蓬勃发展的福利体系对慈善事业造成一定的挤出效应,慈善事业也从传统的"扶危济困"范畴向"大慈善"格局发展。福利模式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重要因素:在补救型福利模式下,慈善事业获得了最大的发展空间,对福利制度的补充作用也最为明显;在社会保险型福利模式下,强大的社会保险抑制了慈善事业的经济保障功能,但慈善事业的服务保障功能持续发挥作用;在北欧福利模式下,高水平、综合性的福利制度从整体上限制了慈善事业的规模,但随着福利危机的出现,北欧国家亦是开始重视慈善事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功能。     

资本积累与合法性——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双重矛盾性功能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资本积累与社会和谐的冲突,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模式,通过国家干预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共同繁荣的时期。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导致福利国家陷入重重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基于这一社会现实,对福利国家进行深刻的反思,探讨了福利国家的双重功能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性。福利国家部分地、暂时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矛盾并没有解决,最终导致其功能性要求反过来成为自身发展的障碍。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的再解释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消费性公共支出不合时宜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称之为"福利赶超"。严重收入和经济社会不平等可能是主导因素,部门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加剧了社会冲突,进而吸附绝大部分社会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制度改革迟滞或缺失导致经济发展陷入要素市场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难冲突恶化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从流量到存量:中国经济高增长中的低经济福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一直伴随较低的经济福利转化,表现为社会发展支出占GDP 比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量重复建设和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其根源在于产权不清以及过分注重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社会政策支出的配置机制和流向结构

随着总体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社会支出的配置机制和配置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从配置机制上看,中国社会支出出现了两阶段结构性转变:第一阶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保险发展起来,但社会救助体系停滞不前,使社会安全网出现了漏洞;第二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社会救助体系重新受到重视。从配置结果来看,社会保护支出增长迅猛是中国社会支出结构性转变的最显著之处;社会保护的发展并非与市场机制的成熟相对立,而是一种同释放市场力量相辅相成的国家行动。中国的经验同样表明,以忽视社会保护为主要特征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模式,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型。中国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医疗卫生领域中公共支出的比重偏低,这对于正在快速走向老龄化的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缺陷。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福利紧缩研究——以瑞典养老金改革为样本

福利国家新政治学理论认为在福利国家中因为＂政策反馈＂和＂选举风险＂使福利紧缩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并认为左翼党派和工会在福利紧缩改革中不再充当核心角色。但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典型代表的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养老金制度紧缩改革,实现养老金制度由确定给付向确定缴费,从结果公平向过程公平的转变;并在养老金制度中实行个人名义帐户、以个人工作期间平均收入水平为给付计算标准等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本文通过对瑞典养老金改革过程的研究认为瑞典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以及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是养老金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这说明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中利益集团的高度组织化使得福利改革的获益对象相对集中而不是分散,从而使得福利的紧缩改革能够在得失双方的妥协中达成,同时工人阶级和左派政党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